找一本描写国外求学经历的小说

这也不能算是小说啦，但至少是一篇关于留学的故事，希望对你有用。关于周恩来留学的故事。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此时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已无力支付周恩来赴法留学的费用，他留学的费用主要来自严修在南开大学设立的“范孙奖学金”。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被尊为南开“校父”，与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周恩来则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从南开中学开始，周与严就有很多往来。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入南开后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讲义，以补助膳食费。入学第二年，严修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平均89.72分的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严修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作他的乘龙快婿，此事传为一时佳话。后来周恩来彬彬有礼的拒绝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他一如既往的资助他，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入大学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革命运动，成为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 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材”的年轻人，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这年借助“范孙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还有李福景。后来李福景之子李竞的回忆，周恩来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他在法国的留学费用不是靠勤工俭学，而是“范孙奖学金”，正是“范孙奖学金” 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到达没行欧洲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其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留学费用是交给周恩来支票，让他亲自带走外，以后的学费，都是严修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李福景的父亲），余将补助周恩来、李福景之学费，交伊持去”。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拆兆饥馁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欧学枯御哗生那样勤工俭学，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去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及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由于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就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校长，当时在场的张希陆（张伯苓的儿子）回忆，总理曾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深情地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周总理对严修老先生的资助始终未曾忘怀。

相关链接：周恩来在法国的足迹

几年前，我曾两次访问欧洲。在巴黎，友人应我的恳求，带我寻访周恩来当年在巴黎的时光和足迹，使我终生难忘。今年适逢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谨追忆寻访历程，以寄怀念之情。

在巴黎上千条街道中，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毫不起眼，连陪同我的西蒙夫人也很吃惊，连连询问多次才找到了这个偏僻小巷。

但走进戈德弗鲁瓦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 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

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就紧挨着这块纪念牌。这家旅馆是一栋干净整齐的三层小楼，法国旅游局的铜牌表明这是一家二星级旅店。老板是一对华人夫妇。

女主人告诉我们，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开一家旅馆，通过中介找到了这处旅馆。“我们发现，小旅馆不但整洁标致，而且舒服温馨，就毫不犹豫地接手了。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曾在这里生活过。”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我们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贷款时，他们一听说是周总理住过的房子，还给了我们一些优惠。”旅馆的1号住房，便是当年周恩来住过的那一间。这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女主人告诉我，前来住宿的中国人并不多，但专程来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少。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那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都曾特意来这里小住。在房子没有被改造前，邓颖超也曾来这里看过。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了巴黎。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们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据史料记载，周恩来主要为天津《益世报》《新民意报》写文章。有影响的有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周恩来从法国发回的通讯报导。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我翻阅了“留言薄”，许多是中国游客写的，也有用法文、英文、俄文写的。邓颖超和他们的侄子、侄女都留有笔迹，几任驻法大使：韩克华、黄镇、姚广、吴建民……都有签名。一位前苏联汉学家伊凡诺夫访问后留下深情的题词。他说：“……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战士……他从这里起始，一生奉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毕其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就要离开时，在住房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展柜里，偶然发现了一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珍贵文物，淡黄纸复印件，是周恩来1929年7月下旬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封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1924年7月20日。”可惜我没有摄像、复制，只能手抄，至今保存在我的《出访笔记》中。

告别法中友协秘书长西蒙夫人时，我对她陪我寻访周恩来巴黎故居表示深情地谢意。她却说：“周恩来是世界名人，和平的旗手，我一向尊重他。今天有机会陪中国友人寻访他当年在法国的故居，也是我的荣幸。我又知道了许多，使我更加钦佩这位伟人。我永远会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