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如何表现人性美德

　　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

　　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抚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涤荡，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且不说叔远的母亲那“宽厚慈善”乡下老太太的“母性的体贴”（对叔远的同学）；且不说卖梨老妇人不计较斤两价钱，待买主如久别的客人的金子般的心地；且不说老船总忠于职守，宽厚大度，屈己待人；且不说老船总慷慨豪爽，轻钱财重义气；且不说傩送天保的勇敢义气，平易近人，刻苦耐劳，手足情深；……就是妓女和土匪的灵魂中也有美的闪光。沈从文以极大的勇气描写了妓女深厚质朴、情有独钟的人性美，为妓女鸣不平，扭转了世俗观念的偏见。在盛赞边地淳朴风俗时，说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写土匪也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性可爱之处，诸如对爱的执着追求和无比忠诚，平易近人、公正无私等。《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山大王执意要娶宋家大妹妹作压寨夫人，多次送信，软硬兼施，最后甚至不惜向官兵妥协。婚后对妻子百般爱护，大妹妹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山大王年轻、标致、彪壮、聪明、温柔、体贴，驯善如一只羊。《喽啰》则通过“我”对幼年被绑上山所目睹的土匪世界与当时北京社会相比较，抒发了“我”的情感臧否：“山上大王气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军官大人使人害怕，喽啰也同北京洋车夫差不多；和气得你一见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兄弟认亲家。”对抢来的财物，山大王也不独吞，而是“按功劳分派”，但是，“从中国有官起，到如今，钱是手下人去找，享用归一人。”

　　值得提及的是在湘西世界中，一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如天真纯洁、好奇任性的“碾房”女儿三三；单纯质朴、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娇乖、多情执着的“边城”精灵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如姊姊般的阿黑；美丽善良、机敏无畏的黑中俏夭夭……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单纯自然而又执着于爱是她们的共同秉性，体现了一种向善的美的感情和美的情操。而不同身世和生活环境，又造就了她们不同的生命形态：原始蒙昧的三三，自在形态的萧萧，自为形态的翠翠、阿黑、夭夭。这三种形态交织成一个庄严神圣、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翠翠等一组少女形象集纳了湘西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优美的成份，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们不正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化身吗？

　　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应该说这样的描写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又被作者大大理想化了。沈从文通过小说创作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伦理世界，期待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这样看来，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