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他险些被登革热撂倒

　　维和行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据联合国披露的材料，从1948至2001年12月31日为止，在维和行动中，有1706名维和官兵、警察和工作人员殉职。其中，损失较大的，一次是60年代初期的刚果维和行动，总共有237名蓝盔官兵被打死。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1年，一天之内，44名加纳籍维和军人被打死。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因飞机失事命丧刚果，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公殉职的秘书长。另一次是在1993年6月，联合国索马里维和部队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执行搜索武器的任务时，遭到艾迪德武装的伏击，24名巴基斯坦籍维和士兵被打死。随后，索马里武装不断袭击美军军队，击落多架美军武装直升机，造成美军22人死亡，70多人受伤。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维和部队、警察只能携带轻武器，对冲突双方起到隔离劝阻、维持和平的作用，保持中立，不准介入派别、种族、国家间的争端。但是，在炮火硝烟中，维和部队、警察常常成为冲突双方攻击的目标，甚至成为牺牲品。他们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熟练掌握多种兵器，却始终没有真正使用武器的机会，而是担任“行善者”的角色：照顾病人、运输食品、修缮房子、架桥铺路以及记录敌对双方互相发射的炮弹。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日子里，他们经常受到挑衅或人身攻击，但上级严格命令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到万不得一不准许持枪自卫，其内心的痛苦绝非一般人所能体味。

　　而且，维和任务区的环境相当恶劣，给人造成许多精神伤害。维和人员的神经每天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冲向现场，处置突发事件；他们还要经常参与处理受害者的尸体，随时随地都有被流弹击中和触雷身亡的危险。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着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卫生条件，稍微大意，就会染上各种疾病；又因为驻地偏僻、分散，治疗条件比较差，生病后，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以至于耽误治疗时间，成为终生残疾，甚至是命归黄泉。

　　维和危险。

　　在东帝汶维和更危险。1999年9月18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题为《东帝汶危险重重》的文章，写道：

　　第一种危险将出自敌友难辨这种状况。联合国已经同意让印尼军队同维和部队一道留在东帝汶。他们既可以早撤，也可以继续留下来，直到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举行会议。此前，印尼的军人和警察有可能与维和部队发生冲突。这就是说，维和人员会遭到民兵——如果不是军人的话——的枪击。

　　第二种危险将来自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自卫，联合国军会进行还击。这样，在政治上会造成事与愿违的不利后果。一旦出现人员伤亡，那将立即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在雅加达引发混乱。

　　即使维和人员不进行回击的话，也存在第三种危险：军队到达后，支持东帝汶独立的人们将会对迫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报复。东帝汶流亡国外的、主张东帝汶独立的领导人霍尔塔告诫说：“一旦外国军队开进东帝汶，而印尼军队继续留在那里的话，我们将很难控制我们的人民的感情。”

　　经过亲印尼民兵的大屠杀、大洗劫之后，东帝汶的社会组织全部瘫痪，公共设施几乎全被夷为平地，百姓人心涣散，部族积怨很深，维和警察就是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中，履行着在自己国家一样的警察职能。

　　但是，首次参加维和的中国警察，怎么也没想到，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敌人，竟是能导致“登革热”的蚊子。

　　一个小小的蚊子，为何让大家如临大敌、神经过敏呢？原来，这种蚊子不是一般的蚊子，而是能够传染登革热的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也就是人们平常所称的“花蚊子”、“麻脚蚊子”。

　　登革热是一种热带传染病，其病毒主要是靠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传播。典型的登革热的潜伏期为5-8天，临床主要有三大症状：发热、皮疹、出血。病人通常是发病急骤，一发就是高热、头痛，直至全身肌肉、关节、骨头疼痛难忍。目前，世界上尚无治疗登革热的有效办法。

　　东帝汶气温高，空气潮湿，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十分有利于蚊子的繁殖，堪称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的“天堂”。有关数据表明，一对蚊子可以通过自己及其后代的倍增，一年内繁殖数亿只蚊子，繁殖能力的确惊人。而且，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是夜伏昼出，攻击力很强，甚至可以隔着衣服叮人。所以，东帝汶的登革热比较流行，稍不注意，就可能成为它的攻击对象。

　　为了预防登革热，联合国维和总部规定，维和警察每天都要在晚饭时吃一片Doxcig药片。每天值勤，无论天气怎样炎热，都是身着长衣长裤，脚蹬高腰皮靴，外露处还要抹上药水；住房内喷洒杀虫剂，24小时点蚊香，还要用纱网封好门窗，以拒蚊子于身体之外。

　　可是，蚊子却十分了得，无孔不入，赶不净更杀不绝。一次，在马拉图图的维和警察罗振寰把洗好的衣服挂在房间里，过一会儿再一看，衣服怎么变成黑颜色了？再仔细一瞧，吓得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原来，衣服上附了密密麻麻的黑蚊子。从此，他再也不敢把衣服挂在房间里招蚊子了。

　　由于水土不服，身上缺乏抗体等原因，登革热对初来乍到者毫不留情，统统给予“下马威”，并接连夺去了数名维和人员的性命。在中国维和警察到达东帝汶前夕，有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为此丧生；之后，又有一位加纳警察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2000年2月17日，联和国秘书长安南到东帝汶访问考察，这位加纳维和警察作为警卫整整跟着忙碌了一天。在东帝汶维和警察部队中，加纳警队人数较多，有150人之众。因为安南也是加纳人，所以这名加纳警察深感自豪。白天，他精神振奋，士气高涨，身体状况良好；有人看见，晚间10点左右，他还在办公室里使用电脑撰写警卫工作报告。

　　次日上午8时许，他突感身体不适，大汗淋淋，恶心呕吐。随后，他被送往帝力市一家医院治疗，病情不见好转，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他又被转送到澳大利亚的一家医院抢救。虽经多方治疗，却回天无力，这位维和警察于2月25日凌晨4时45分，在医院病故。遗憾的是，这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才于2月3日到达东帝汶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还不到一个月，患疾也不到8天，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根据医生的诊断，他患的就是登革热。

　　接二连三的噩耗，使东帝汶维和人员整天提心吊胆，人人谈“登”色变，内心充满了恐惧。

　　中国维和警察非常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严格执行遵守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可是，左躲右躲，仍然没有躲过登革热的凌厉攻击，基本上都领教过登革热的厉害。

　　登革热似乎也很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它最先登门拜访的就是中国维和警队领队徐志达。

　　2月8日，也就是徐志达刚到东帝汶一个月后，那天下午，他完成历行的巡逻任务，晚上回到宿舍，就感到浑身发冷、疼痛，体温迅速窜到了40多度。那么热的夜晚，他将睡袋、毛巾被都裹在身上，还是冷得只打颤颤。吃了一把国内带来的退烧药，也不顶事。第二天，同事们开车把他拉到UN医院，一位孟加拉国的医生给他做了系统检查，排除了疟疾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确诊他患得是登革热。这位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退烧药，一般一次只能吃一粒，实在不行才吃两粒，而徐志达为了早点见效，一次吃了三粒，仍不退烧；烧到第五天，他的四肢起了红斑，脸色变得黑紫，非常吓人；烧了七天后，全身起满了红斑，估计得登革热是八九不离十。乘军事直升机到达尔文市一检查，果然就登革热。

　　徐志达是1966年生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在已经并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从东北白山黑水走出来的硬汉子。他后来回忆说：得了登革热的惟一“好处”，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感减轻了。有时我就想，再把其他几种病都得完了，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家里人至今也不知道我得过登革热。我十几岁时就在外闯荡，有许多人生经验。这样的事情跟家人尤其是父母说，他们帮不上什么忙，还落个干着急。公安部领导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徐志达的病治好。如果需要，到哪里医治都可以。听了这话，我感动得默默流泪。在最关键的时刻，有领导的这句话，就是在东帝汶光荣了，我也觉得值！

　　2月18日，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领导，受外交部和公安部的委托，专程到达尔文市慰问徐志达，并约见达尔文维和培训中心官员，敦请他们为维和警察就医提供一切便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徐志达终于战胜了登革热，返回东帝汶维和第一线。他幽默地对警友们说：我已经代表弟兄们拜会“登革热先生”了，大家工作都很忙，以后就可以不予理睬它了。

　　可是，“登革热先生”是个蛮横贪婪的家伙，它不懂得中国式的幽默，照样是我行我素，使不少中国维和警察相继到它那里去报到。其中，最为凶险的，莫过于公安部禁毒局的李东。李东是赴东帝汶第二批中国维和警察。2000年10月24日，在他第一次休假前夕，他突然生了急病，被从suai地区用直升飞机送到帝力军事医院，一量体温，竟有42度。李东冷得非常厉害，但医生却感到无能为力，采取物理降温的方法，一边用四台特大号的电风扇对着他猛吹，一边用毛巾裹着冰块不停地擦拭他的身体。就这样，李东发烧一个星期，烧到后来整天嘴里说个不停，无论是警友还是医生，全都听不懂。原来他的大脑被高烧烧得有点“短路”，说出来的全是胡话。有一次，他趁自己清醒时，就让警友帮他在手机上输入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他请求医生，拿走身边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千万不能拿走手机。因为，万一他真的挺不住了，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要拔一个电话给远在天边的妈妈，告诉她老人家，儿子不能回去了，要多保重，自己照顾好自己……

　　在整个病期内，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管是清醒还是糊涂，他都把手机紧紧攥在手里，按住快捷拨通键，连昏迷时也不松开。手机外壳被他攥得滚烫。有几次，他实在有些支持不住了，就想拔通手机，与母亲诀别，但被陪护他的警友们劝阻。如果拔通手机，既会给远方的母亲造成精神痛苦，也会使李东失去治愈的信心，那是非常危险的。最严重的时刻，他昏迷得一塌糊涂，连医生都有些麻爪了，警友自发地聚集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外，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祈祷。十分钟，半个小时，一小时，高烧达42度的李东真是有如神助，在一小时后，奇迹般的开始下降体温，神志渐渐恢复了清醒，眼泪还未擦干的同志们竟忘记了是在医院，大家闻讯后，高兴得又蹦又跳。看着中国警察这么团结，一位外国警友羡慕地说：“他终于战胜了病魔，挺过来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运气，也是中国警队团结关爱的结果。我现在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每一名中国警察都不是单个的，而是一个团体，一个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警队。”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东奇迹般的出了院。出院那天，一位来自埃及的军医告诉他：李警官，你真得命大，我们已经悄悄为你准备后事了。他还向李东严肃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你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康复？你是否皇亲国戚，为何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如此重视，一再做出指示，要全力以赴地救治你？为何你如此乐观，信心十足，难以看到痛苦的表情？

　　李东想了想，一本正经地回答道：第一，埃及军医是埃及伊蚊的天敌，我相信你们能够治好我的病；第二，我是一名普通警察，其他中国警察如果也患上如此危险的疾病，中国政府也会十分重视；第三，我很乐观，知道你会尽全力治疗，因为，如果你失职误诊，你难道不怕有160万大军的中国警察来找你的麻烦？

　　说罢，两个人互相拥抱，大笑不止。

　　后来，其他十几名警友也相继得了登革热，有的还得了两次，但都有惊险无，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