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诗经原始》——还《诗经》以文学真面目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亦作幼石、黝石，自号鸿濛子，清代著名学者。《诗经原始》是其研究《诗经》的著作，该书对《诗经》三百零五首诗歌进行逐一分析，对汉唐以来的名家大儒的《诗经》评说进行点评，点评时常常敢于突破先儒之见，敢于批判汉代以来形成的观点，多角度解读《诗经》的艺术特色，还《诗经》以文学真面目，在《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一）“原诗人之始意”——《诗经原始》的写作目的

　　《诗经原始》是方玉润晚年的作品。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指出，前儒说《诗》既有门户纷争，又因循守旧，并且存在诗旨混乱的现象。方玉润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自汉代以来，《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之后，说《诗》人总是离不开《诗经》的政教论，总是由政教出发来阐释诗歌主旨，由此带来了众多穿凿附会的说法。方玉润通过阅读众多的《诗经》解读之作，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创作《诗经原始》来寻求诗作的真正意思：

　　最后得姚氏际恒《通论》一书读之，亦既繁征远引，辩论于《序》《传》二者之间，颇有领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论未允，识微力浅，义少辨多，亦不足以针肓而起废。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作诗本意而止，不顾《序》，不顾《传》，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

　　《通论》是清代学者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该书以疑古的态度来探求《诗经》的主旨，并以文学的眼光来理解《诗经》，是清初疑古派《诗经》学的代表之作。方玉润曾经通读此书，认为姚际恒在突破《毛诗序》和朱熹的《诗集传》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为了探求《诗经》本意，方玉润只好重新写作。他在解释《诗经》时，既不拘泥于《毛诗序》，也不拘泥于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而是从《诗经》这部古书的文字出发，撷取先贤的独到见解，摒弃其陈腐之见，通过反复“涵泳”，希望读取远古诗人作诗的原始本意，摆脱先儒们的穿凿附会之说。

　　（二）《诗经原始》的解读体系

　　为了达到“原诗人始意”的目的，方玉润从多个角度入手建立了《诗经》的解读体系。

　　1.对《毛诗序》《诗集传》《诗经通论》的批判。

　　根据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在方玉润之前，《诗经》解读有几个发展节点。一是《毛诗序》建立起来的诗教传统，《毛传》《郑笺》《孔疏》都是依《毛诗序》说诗。二是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反对《诗序》的《诗经》解读传统。三是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序言中提到的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该书既反对《诗序》，也反对朱熹的《诗集传》。方玉润没有依从这三个解读传统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另辟蹊径，并对三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方玉润认为《大序》纯驳参半，《小序》纯为伪托。《诗经原始·诗旨》中指出：

　　此《序》总论《诗》旨，纯驳参半。虽多袭《乐记》语，要自是《诗》正论，可补《论语》《虞书》所不及。若云《序》出子夏，此其庶几。至《小序》，则纯乎伪托。

　　《大序》在论述诗歌诗旨的时候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由于《大序》论诗旨主要遵从、沿袭《乐经》的说法，其论说尚可称作正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论语》《虞书》论述之不足。如果说《序》是由子夏所作，那真是子虚乌有之事。至于《小序》，那真的全是后人的伪托。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方玉润对《大序》尚有认可，而对《小序》则直接斥为伪托之作。他在《诗经原始·自序》对《小序》再次指出《小序》是伪作：

　　迨秦火既烈，而伪序始出，托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尚无异议，宋以后始有疑者。欧阳氏、郑氏驳之于前，朱晦翁辩之于后，而其学遂微。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书都已经不见踪迹，于是就有人作出《小序》，或假托为子夏所作，或假托为孔子所作。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唐代，直到宋代的欧阳修、郑樵、朱熹等才对之提出疑问。至此，伪序的影响才逐渐减弱。

　　方玉润对《小序》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我们前面介绍《毛诗正义》时也说到了，孔颖达等人认为《序》乃子夏所作。直到宋代疑古之风起，欧阳修、郑樵和朱熹等对《小序》提出质疑，并形成了“废小序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方玉润沿袭了朱熹的一些观点。但是，方玉润也对朱熹的《诗集传》提出了批评，《诗经原始·诗旨》中指出：

　　《小序》之谬，诚如公论。但《诗传》之谬，又有甚乎《序》者，则何以故？……葩经不幸，遇此二家，遂成聚讼，岂偶然哉？

　　朱熹虽然意识到了《小序》的谬误之处，然而他自己的《诗集传》则比《小序》的谬误更多。《诗经》研究过程中有了《小序》和《诗集传》，可谓是《诗经》发展史上的不幸。以“不幸”称之，对《小序》与《诗集传》的抨击何其猛 烈！

　　除此之外，方玉润对《诗集传》的批判最直接的是对“淫诗”的批判。《诗经原始·诗旨》中指出：

　　诗不能有正而无邪，《三百》虽经删正，而其间刺淫讽世与寄托男女之词，未能尽汰，故恐人误认为邪，而以为口实，特标一言以立之准，庶使学者读之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云耳。不料朱子竟以为邪正兼收，复为之说曰，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夫《诗》之足以感发人心固已，而其所以能惩创逸志者，不赖有刺淫讽世诸作乎哉？若谓淫奔者而亦收之，是直诲淫而已，安见其惩创人之逸志为也？夫子本惧后人误读《郑》《卫》为淫诗，而后儒偏指《郑》《卫》为夫子所收之淫诗，教人以读之，虽宣圣其如之何哉？

　　方玉润认为诗歌在发展过程中本来就是正、邪皆存的，《诗经》虽然经过了删订，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看起来不符合“无邪”标准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本意在于刺时讽世，并不是为了展示所谓的“淫声”。为了避免读诗人的误解，孔子特提出了“郑声淫”之说。谁料朱熹竟认为孔子提出的“郑声淫”是说《诗经》收录的诗篇是有正有邪的。在方玉润看来，朱熹完全误解了孔子的本意，孔子本是为了避免后人误解而特意提出“郑声淫”，并非指《诗经》内容上“正”与“邪”，而朱熹则从“郑声淫”出发，提出了所谓的“淫诗”之说，并认为《郑》《卫》中的诗篇正是孔子所收录的“淫诗”。有了这样的误解，即使标榜从圣人出发来教人读《诗经》，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可见，方玉润对朱熹《诗集传》的批评也是直接而尖锐的。

　　此外，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撰作虽然受到了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影响，对姚际恒的学识和见解也多有称赞，但是，他对《诗经通论》也持批评的态度。前引《诗经原始·自序》批评《诗经通论》：“而剖抉未精，立论未允，识微力浅，亦不足以针肓而起废。”《诗经通论》有很多论述不合理的地方，姚际恒的出发点是要纠正《诗序》和《诗集传》的谬误，然而由于学识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实现其写作目的，不足以纠正前人之谬。

　　从上述方玉润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毛诗序》《诗集传》，以及同时代姚际恒《诗经通论》三个解读系统都是不满意的，并对之加以直接的批判。既然已经批判了他人的不合理，接下来就应该建立自己的解读体系了。方玉润首先确立了“循文按义”的解诗宗旨。

　　2.“循文按义”的解诗宗旨。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自序》中说到写作《诗经原始》的目的是探求诗人作诗的本意。虽然本意难求，但只要采用“循文按义”的方法，古人诗旨也不是不可得：“虽不知其于诗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义，则古人作诗大旨要亦不外乎是。”“循文按义”正是方玉润的解《诗》宗旨。“循文按义”指的是阅读《诗经》应该从《诗经》的文字出发，要从经文的字句出发来寻求诗歌之宗旨，而不是前人采用的从《诗序》出发、从训诂出发来寻求诗意。用今天的话来说，“循文按义”就是要以文本为依据，通过文本细读来求得诗人本意。对于《诗经》中的所有诗篇，方玉润始终贯彻了“循文按义”的解诗宗旨，不迷信《序》，也不迷信《诗集传》，一切解读从文本出发。

　　3.“涵泳全文”的读《诗》方式。

　　如何实现“循文按义”呢？最为重要的是“涵泳全文”。《诗经原始·自序》中提到：

　　读《诗》当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领者。

　　“涵泳”指从文本出发，左思的《吴都赋》中有“涵泳乎其中”，意为沉浸于其中。“涵泳全文”则指从全诗篇出发来寻求诗篇的大意，而不是纠结于诗歌当中的细枝末节，如当时流行的名物训诂。只有从全篇出发，了解其篇法与章法才能明白作诗之人的本意，获得诗篇的旨意。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方玉润在批判前人不合理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循文按义”解诗宗旨，并采用了“涵泳全文”的读诗方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诗经》解读体系。这种从文本出发的解读体系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认识到《诗经》的文学价值。我们知道，《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乐师配乐，在文字、章法等形式上有所改变，但其本质还是老百姓抒发性情、感叹世事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的文学内核没有改变，只是经过孔子、汉儒等的解读，建立起了庞大的“政教”体系，其文学性由此被淹没了。而当放弃《毛诗序》建立以来的以序说《诗》的传统，坚持从文本出发，《诗经》的文学性也会显现出来。

　　（三）《诗经原始》的文学解读

　　关于《诗经原始》的文学研究，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诗经原始》突破了儒家的“《诗》教”观，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对《诗经》进行了解读。如蓝华增在《〈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中指出：“《诗经原始》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第二种意见认为，方玉润的目的在于阐释《诗经》的儒家思想，只是在客观上促进了《诗经》的文学研究。如李春云在《方玉润〈诗经原始〉研究》中指出：“《诗经原始》并不是为了展现《诗经》清丽妩媚的文学世界，其目的是为了阐释《诗经》中所蕴含的儒家的经意，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诗经》的文学研 究。”

　　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诗经原始》在《诗经》文学领域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前人如朱熹等也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但都没有《诗经原始》这么直接、这么系统。换句话说，《诗经原始》是《诗经》文学解读的开始。文学解读的角度非常多，以下我们从章法、句法、字法、情景、风格等方面来看看方玉润是如何解读《诗经》的。

　　1.从章法来分析诗篇的情感。

　　《诗经》最早都是乐歌，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唱”的特征。这种章法结构一方面合于音乐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具有强化感情的作用。方玉润注重从章法的角度来分析诗篇的情感。如他在评论《黍离》时指出：“观其呼天上诉，一咏不已，再三反复而咏叹之，则其情亦可见矣。”这里明确指出《黍离》乃通过反复咏叹来表现情感。我们来看看《黍离》的重章叠唱：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人行至原本周王室的都城镐京，看到的却是一片种满黍、稷等粮食的土地，往日的兴盛与繁华不复存在，诗人由此心生感慨，向苍天发问，这样的窘况是由谁造成的呀？这种感情是深沉而激烈的，方玉润说：

　　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无限。此专以描摹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也。

　　三章中只换了六个字，但其深沉的感情正好在这重章叠唱中体现出来了，堪称凭吊诗的绝唱。

　　2.由字法、句法体悟诗人之心。

　　方玉润希望在“涵泳全文”中读取“诗人”之本心，强调从文本阅读出发寻求诗人的本意。因此，《诗经》的字法、句法颇受他的重视，常常对其进行细微、精妙的分析。当然，他的字法分析不同于训诂、考据，而是以体悟诗人之心为出发点。如评《国风·卷耳》的最后一章如下：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这里每句都以“矣”字结尾，连用了四个“矣”字，这样的用法在《诗经》中很少见。方玉润意识到了它的特殊之处，认为这四个“矣”字有“有急管繁弦之意”，而且“节短音长，虚收有神”，能够表现诗人当时焦虑、急迫的心情。

　　对字法、句法的关注是符合诗歌的创作规律的，《诗经》的语言是言简意赅的，再加上配乐的需要，又常常采用重章叠唱的章法，能够使用的字词大为减少，因此其语言必须凝练、恰到好处，所谓惜字如金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后人在解读《诗经》时需要注意其字、词的深意。

　　3.以情真、景真论《诗经》。

　　我们知道，情和景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因素，一篇文字不管是韵文还是散文，只有具备了情和景才能被称作文学作品。方玉润在分析《诗经》时，常常涉及情与景，如他评《君子于役》时说：“言情写景，可谓真实朴至……傍晚怀人，真情真境，描写如画。晋、唐人田家诸诗，恐无此真实自然。”这里不仅点出了《君子于役》的言情与写景，也指出了情与景的真实性，正是方玉润评价诗歌的标准。《诗经原始》中对情景分析最引人注意的是其论《芣苢》：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以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棹歌》等词，类多以方言入韵语，自觉其愈俗愈雅，愈无故实而愈可以咏歌。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则可与论是诗之旨 矣。

　　方玉润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并非要句句、事事落到实处，就像《毛诗》那样一定要指明哪首诗讽刺是什么人、什么事。好的诗歌仿佛天籁，读者只要“涵泳”便可得其真谛。然后方玉润对《芣苢》描述的情景进行了情景再现，认为读者可以从情景描绘中体会诗歌之妙以及诗人之心。进而举唐代《竹枝词》《柳枝词》等为例，认为这些民间乐歌虽然以俗语俗字入诗，却并没有让人觉得其俗气，反而是越俗越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乐歌中的情和景都是真的。可见，方玉润对诗作中真情和真景的重视。这段论述非常精彩，代表了方玉润对诗歌情景的态度。《诗经原始》中此类论述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4.对《诗经》艺术风格的鉴赏。

　　风格是文学最为重要的因素，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有其特殊的艺术风格的；一个作家有其自身风格，如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飘逸豪放；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也有其时代风格，如“建安风骨”；一类文学作品也有其类属风格，如“诗赋欲丽”“文典以怨”。不过，风格也是最难把握的。方玉润对字法、句法、章法、情景的分析必然导致其对作品风格的关注。其中，他对真情真景的分析正是一种风格的鉴赏。

　　同时，方玉润对《诗经》的语言风格也有较多的鉴赏。他在评论《幽风·七月》时中说：

　　今玩其辞，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真诚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 臻。

　　他采用列举的方式，将《七月》这首诗歌的多种语言风格总结出来了。更为可贵的是，方玉润对这些语言风格没有做出高下之分，而是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多种风格才使诗作变得完美。或者说，丰富的语言风格，正是《七月》这首诗歌的艺术魅力之所 在。

　　相对而言，《诗经原始》对艺术风格的鉴赏还稍显薄弱，但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前人论《诗》虽然也有触及其文学性的，但很少上升至艺术风格的高度。所以，虽然可举实例不多，我们仍然可将此作为其文学解读的一个方面。

　　以上我们从《诗经原始》的创作目的入手，介绍了《诗经原始》的解读体系，并分析了《诗经原始》的文学阐释。方玉润在《诗经》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前人的诸多谬误之处，为了纠正这些谬误，他决定撰写《诗经原始》，撰写的目的是“原诗人始意”，即探求作者的创作本意，摆脱先儒的陈腐、附会之见。由此出发，方玉润首先对已经存在的诸如《毛诗》《诗集传》等说《诗》方法予以批评，提出“循文按义”的解《诗》宗旨和“涵泳全文”的读《诗》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诗经》解读体系。由于这样的解释宗旨和读诗方式，方玉润在解读《诗经》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诗经》故有的文学特性，由此便还《诗经》以文学真面目。下篇我们将从文学的角度来介绍《诗经》。

　　文学篇

　　在中篇中，我们介绍了人们对《诗经》的多重解读。自汉代尊《诗》为“经”以后，“《诗》教”观念贯穿于《诗经》的解读之中。直到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才开始还《诗经》以文学真面目。本篇我们主要从文学的层面来介绍《诗经》。文学特征的分析有很多角度，如题材、体裁、风格、艺术特征等。这里选取与音乐的关系、内容题材两个角度对《诗经》的文学性进行介 绍。

　　远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尚书》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音乐性是考察文学特征的一个重要角度。入乐的诗歌称为“乐歌”，不入乐的诗歌称为“徒诗”。乐歌与徒诗存在诸多不同，如程郁缀先生在《唐诗宋词》中提到，用文字来表达的诉诸视觉的“徒诗”，重在抒发个人情怀；而与乐一体的诉诸听觉的“乐歌”，则重在书写群体心态。《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在《墨子》这本书产生的时代，人们认为《诗经》是可以入乐的。此外，我们知道，《诗经》作品有两个来源，一是采诗官采集自民间的歌谣，二是公卿贵族的献诗。这两类诗歌最后都由乐师配上音乐演奏给天子。因此，《诗经》是由一首首入乐的诗歌汇集而成的乐歌总集，《诗经》中的每一首都是诉诸听觉的“乐歌”。

　　入乐意味着诗歌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由于古乐失传，现在我们很难真正感受其听觉音乐特色。不过，《诗经》文本的篇章结构、句式结构和音韵等仍然保留了音乐特征。其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音乐特色的是“重章叠唱”。我们将主要基于乐歌的属性，介绍《诗经》“六义”的内涵和《诗经》的篇章结构、语言音韵等艺术特征。

　　《诗经》中诗歌的作者包括各地百姓和朝廷的公卿贵族等多个群体，反映了各个群体人员的生活和情感，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示，包括祭祀、战争、徭役、农业生产、家庭、婚姻、爱情等方方面面，可谓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洪堪侯在《诗经学史》中把《诗经》的作品分为：祭祀诗、颂祷诗、史诗、宴饮诗、田猎诗、战争诗、征役诗、农事诗、刺怨诗、情诗、婚姻诗等。我们在介绍《诗经》的内容时，主要选取了史诗、农事诗、宴饮诗、战争诗、怨刺诗、婚姻爱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