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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二 那些年，父母的爱情故事
书名：时光的味道作者名：徐新民本章字数：51020更新时间：2024-12-27 18:20:36
俗话说：湖广熟，天下足。谭慎言的老家位于鄂东南的一个县。这个地方融山城之雄峻、水乡之灵秀于一体。雄居长江中游南岸，襟江怀湖，依山傍水，境内湖港纵横，资源丰富。水路依托长江可对外通航，区位优势明显，拥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之称。
全县的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由于地处中纬度，太阳辐射季节性差别大，远离海洋，陆面多为矿山群，铜、铁及有色金属的蕴藏量很大。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汉朝时，冶炼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一个铜矿附近至今还保存有汉代冶炼的遗址。中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对该县丰富的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都有详细记载，行家称赞这里“物华天宝，独铸青铜文化”。
这里四季分明，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光能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的特点。冬寒期短，有利农作物生长，又有“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
这里自古为军事要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古战场。孙策攻黄袓，周瑜破曹操，刘裕攻桓元，曹王皋复淮西，陈玉成大战清军等皆在此发生。唐代李白、江淹、刘禹锡、皮日休、韦庄及宋代陆游、张文潜、黄庭坚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吟诗赋词，抒发情怀。
这里名人辈出，在该县一千多年的建县史中，出过不少名门望族。在封建社会出过进士、举人、贡生，有的官至尚书、宰相。位于县城西北部不远的一个镇，就出过“父子同科”进士，有一座进士牌坊，至今还耸立在古街进的中央。牌坊是用清一色的大红砂石雕砌而成的，四柱落脚，拔地而起，翌宽跨七米，高十一米，有三门，中门宽而两侧门窄，中门下置石狮一对。这3石狮雕刻得十分精致，形态逼真。牌坊中门顶有匾形半面，自右至左是“父子同科”四个遒劲有力的楷书大字，铁画银钩，金光闪烁，格外引人注目。牌坊的顶连成整体，三门顶脊中间高，两边低，形成对称，各印心板面均刻有劝学的故事。整个牌坊造型大方，结构严实，雄伟壮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先后出过军事家、外交家、高级将领、将军、航天专家和多位作家，可以说这是一个名人辈出之地。谭慎言的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
谭慎言的父亲谭启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本村第一个大学生。他不但头脑聪明，人也长得十分标致。身材匀称，额头宽而方正，一头浓黑的头发还微微带着自来卷儿。脸庞五官分明，白净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阳刚中带点清秀。眉毛又浓又粗，英挺的鼻梁就像一根葱。他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英俊异常。姑娘见了倾心，小伙子见了都很羡慕。
谭启维上大学时，便显露出了他才思敏捷的天赋，写了许多歌颂新生红色政权、歌颂共产党的诗词和文章，在多种刊物上变成了铅字。
现实生活中有时十分的微妙，你朝思暮想的东西不一定能得到，不曾奢望的东西却不知不觉地主动向你靠拢。
谭启维大学毕业时，只想能吃上商品粮，有个工作单位接收就心满意足了，对工作环境和个人待遇倒是没有任何奢求。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天下初定，国家急需一大批有文化的人才。谭慎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县政府工作。这在他老家那些没有文化而且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老人看来，县政府就是当地的“国务院”，算是进了“大衙门”。
谭启维出身地主家庭，一个地主的孩子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也算是幸运和荣耀的。
刚分到县政府工作时，一位主管办公室工作的黄副县长高兴地把谭启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小谭，你的档案我也看了，你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文字功底也不错，办公室主任想要你，我也有这个意思，你看怎样？”
谭启维叫了一声“县长”。
这位黄副县长连忙伸出右手，做了个左右摇摆的手势打断了他的话，急促地说：“不！不！不！你以后要叫我黄副县长，县长是不能随便叫的。”
谭慎言惊恐地低着头看着地面，吐了一下舌头，谨慎地答道：“我知道了。黄副县长，不管把我分到哪里工作我都没有意见，并且会努力干好自己的事。”
黄副县长说：“小谭，这就很好。我分管办公室工作多年，对办公室工作还比较熟悉，办公室的工作概括起来只有办文、办事两件事。但办公室是县政府的一个综合部门，实际上工作头绪较多。有时急着要一份材料，你晚上就要加班；有时要办一件急事，你饭都顾不上吃，这是常有的事。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一是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二是要有乐于吃苦的精神，这二者缺少哪一个都是做不好的。特别是办文，每一份文件都是代表县政府发出的，不但要求表述明了，而且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用得准确得当，一个字都不能错。工作一定要细心再细心，谨慎再谨慎。对外发出的每一份文件，特别是向地委上报的文件，代表着我们县政府的总体水平和工作作风。总之一句话，办公室工作很辛苦，你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
谭启维说：“黄副县长，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再苦也不会苦过干农活。”
黄副县长说：“你说这话我爱听，我老家也是农村的，年轻人就应该有这种乐于吃苦的精神。与你一起分到县政府工作的大学生有五六个，你是我选用的，所以我就先把你叫到了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上虽然有点不对，但这也可以看出我的爱才之心。你现在就到办公室主任那里报到去。”
谭启维问：“黄副县长，我刚来，还不知道办公室主任贵姓。”
黄副县长笑着说：“在我们县政府有两个姓较怪，一个是你们的主任，他姓区，就是区别的区，但不念区，你要叫他区（6U)主任。还有一位是在机要室工作的女同志姓黑，叫莲姑。工作中将来你们会有很多的接触，但是你千万不要叫她黑莲姑，这个姓要念贺（h6)。女同志都爱面子，有一次一位同事跟她开玩笑，叫她黑尼姑，她当场翻了脸，弄得那位同志下不了台。”
黄副县长平易近人的态度，消除了谭启维刚进他办公室时的拘谨，特别是没有提到他的地主家庭出身，他从心里也很感激这位副县长。谭启维对黄副县长说：“黄副县长，我刚参加工作，有好多事都不懂，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教导，我这就到区主任那报到去了。”
黄副县长说：“去吧，在我办公室右边的第三个门就是区主任办公室，以后有什么需要找我的事，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黄副县长双手反背着，目送谭启维的背影走出办公室后，又缓步回到办公桌前。
谭启维到办公室见到了区主任。区主任对他说：“小谭，这批进县政府的有五六个人，还有个部门也想要你，你到办公室工作是黄副县长和我要求分来的，我们很自信地认为是不会看错人的！”
谭慎言说：“区主任，我首先要谢谢您看得起我。您放心，我会珍惜这个工作，我也会尽心尽力干好的。”
区主任走到谭启维面前，用一种欣赏的眼神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说:“工作不存在看不看得起谁的问题。我是要用人。办公室编制上只有那么几个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一个靠不住就会影响到办公室的整体工作，我这个办公室主任也不好当。”
谭启维说：“区主任，我现在只有一个担心，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干。”
区主任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道：“谁生下来就会干？关键是看自己钻研不钻研，工作上心不上心。从你个人档案上看，你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你的字和文章都写得不错，办公室需要的就是你这样文笔较好的人，就是要在较短时间里能拿出大块文章的人。刚上班这一个月把原来已经存档的那些文件都要认真地看一遍，了解一下县政府常用公文的种类，熟悉一下上下行文的规定，掌握一下起草公文对文字组织方面的要求。起草公文可不像你们学生时代写作文，用词要十分严谨、准确，特别是省政府、国务院的文件，你更要认真地去看，那才是公文的范本。”
区主任走到办公桌前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一口吐着烟又对谭启维说:“有的事我就是现在不给你说，你以后也会知道的，倒不如我自己说了吧。我小时候家里穷，只念了四年私塾就念不下去了，我认识的这几个字大部分还是在部队学的。我不如黄副县长，他喝的墨水比我多。说实话，让我当这个办公室主任不是很合适。组织上把我放在这里，可能是看我还保持着在部队时那种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吧。你以后起草的文件材料，不要指望我在文字上给你严格把关。你自己要反复修改，多推敲，我只能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谈谈我的意见。”
谭启维说：“区主任您也太谦虚了，您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您亲身经历过的事，有的可能我都没听说过。”
区主任听到谭慎言说这句话倒是很高兴。他说：“这倒不假，我十五岁就参军，从南打到北，去过十几个省，我这辈子虽然没有读万卷书，但是确实行了万里路。我只能说在个人阅历方面，比你们这些年轻人稍微丰富一点罢了。”
谭启维说：“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很敬佩你们这老一辈，你们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再说社会阅历和经验也是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在书本里是学不到的。”
区主任岔开他的话题说：“我们在一个部门工作，以后相处的日子还很长，有些事我们以后慢慢聊。办公室姚副主任出差了，他年龄跟我也差不多，再过几年我们都要退休了，将来还要靠你们这些文化高的年轻人，我带你去见一见我们办公室的另外几位同事。”
区主任带着谭启维去见了办公室的另外五位同事。谭启维看到同事们都在忙着工作，就知道办公室工作正如区主任说的那样，确实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看到这种情景，当即就有了要存钱尽快买块手表的念头，有了手表，时间就会合理地利用，也不会误事。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谭启维到县政府工作半年多了。他处世谦恭，勤奋努力，深得同事们的认可。特别是为县长起草的那份县政府工作报告，大家都称赞他写得好。
民政局的魏建树局长与区主任是老战友，见了面就说：“老区，你可用了个好人，你现在在县政府可露脸了。”
区主任连忙打趣道：“你这话说得有问题呀！我用了个好人，难道你用的都是坏人呀？哪天见到你的部下，我把你这话给他们说说。”
民政局局长连忙自我纠正道：“我是个大老粗，你不要抠字眼。我是说你可选了一个能干的年轻人。”
区主任说：“老战友跟你说句老实话吧，从小谭到我们办公室后，我咨询的事多了。我们办公室那几位同志干得都不错，但是因为没有读多少书，让他们起草文件确实是“赶鸭子上架”。小谭到底是大学生，只要安排给他的工作，你就不用再说第二遍。
魏局长说：“那你不请我喝两盅？”
区主任回答道：“那没问题，好酒我家里没有，一般的酒家里还真的有两瓶，哪天我请你。”
两位老战友说了一会儿话就道别了。
谭启维现在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到政府工作这半年多来相互之间都熟悉了。因为县政府的人对他印象不错，人又长得精干，就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一想到自己的出身，对女方倒是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对方是吃商品粮的，有个固定的工作就行。有的女方见面后对他本人倒是十分满意，但都是嫌他家庭成分太高而告吹。有的听说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连面都不愿意见，这使谭启维有些心灰意冷。
后来又有人给他介绍县医院一名内科大夫，谭启维对介绍人说：“谢谢您的关心，您太高抬我了。我给您说句不怕丢人的话吧，原来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在国营菜市场卖菜的都没有看上我，一名大夫还能看得上我这样的人？我就不见了吧。”
介绍人说：“小谭，你怎么这样不自信呢？你除了家庭成分较高，还有哪点不如人？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去了太阳有月亮”。她们看不上你那是没有眼光，地主出身怎么啦？我就不信地主出身的子弟就找不上媳妇，要找还要找一个比她们更好的。”
谭启维说：“她们嫌弃我的家庭出身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她们是怕连累家里人，还担心将来后代也会受到影响！”
“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大夫，她家在县城里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她的太爷还是清末的秀才。你的情况我给她父母和本人详细介绍过，县城就这么大，我一说，这位姑娘好像也知道你，在她母亲的劝说下同意与你见面。”介绍人对他说。
谭启维对介绍人说：“我现在确实对这事信心不足，你这样热心，那就请你定个时间见见面吧，成败那就要看缘分了。”
介绍人说：“夜长梦多，亊不宜迟。我看就定在后天早晨九点钟，在南山公园那座亭子里会面，就这样定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一定要记住，后天早晨九点在南山公园亭子里会面。”
星期天早晨起床后，谭启维到理发店理了发，看看手表离约会时间只有三十多分钟了，他大步流星地往南山公园方向走去，在亭子四周转悠着等候。约会时间过了十多分钟还不见女方人影，谭启维心里琢磨，是不是又变卦了？正在他继续等候还是离开之间难以选择之时，只见介绍人带着一位姑娘朝着亭子方向走来。
谭启维远远看到那姑娘身材高挑，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梳着两条粗粗及腰的长辫子。
随着双方距离一步一步地接近，谭启维看见那姑娘肌肤水嫩光滑，白皙的皮肤在晨光的照映下更显得娇嫩，恰似那还带着露水的芙蓉。因为是夏天，穿的衣服也很单薄，整个身段显现出胸凸臀翘，凹凸有致。谭启维这时也迈步向前，只见这姑娘手指细长，眉毛细而弯曲，双眼皮，大眼睛，美丽清澈的眼睛流露着一种令人神往的深情。她身穿白色的衬衣，配着翠绿色的长裙，脚上穿着黑色平绒的圆口布鞋。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谭启维一下子被眼前这位姑娘的美貌和高雅的气质吸引住了，与那姑娘两眼相对时，他反倒有点害羞地微微低着头，但眼皮还是向上抬起扫描着眼前这位漂亮的姑娘。
谭启维此时心想：介绍人不知是高看了我，还是对我进行温柔的折磨。这么漂亮的姑娘，这么好的职业，她能看得上我这个地主的儿子吗？
介绍人对他们俩说：“小谭，小梅，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互相认识认识。这位是在县政府工作的谭启维，这位是在县医院工作的梅丽雅。这个小县城虽然比不上大城市，但也有二十多万人，在茫茫人海中你们能认识，这也是一种缘分。你们在一起好好聊聊，相互先了解一下。家里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介绍人走后，小亭子顿时鸦雀无声，空气好像是凝固了一样。大约过了两三分钟，还是谭启维先开口说了几句寒暄客套的话，梅丽雅站在那里轻微地左右扭动着身子，只是微笑，没有应答。但是梅丽雅看到眼前站着的这位年轻人很有男人的气质，内心上就产生了想与他交谈的欲望。
谭启维这时很客气地对梅丽雅说：“梅大夫，我们坐下聊吧，我的全部情况不知道介绍人给你说清楚了没有？”
梅丽雅调皮地看着他，诘问道：“梅大夫？你是来看病的吗？那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谭县长呀？”
谭启维连忙摆手说：“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你为好，那我就称呼你小梅好吗？”
“介绍人把你的情况给我家里人都说了，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对吗？”梅丽雅接过谭启维的话又问他。
谭启维说：“是的，这个情况我必须先要告诉你。我不怕你笑话，今天我是没有勇气来的，是介绍人一再鼓励，还有她介绍了你家里的基本情况后，我才消除了一些顾虑。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我还是要从内心感谢你，感谢你愿意与我见面，感谢你给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
人常说：男人的心常常因女人的脸而动，女人的心往往因男人的心而动。梅丽雅虽然没有立即回答他，但她心里想，眼前这个男人不但形象好，人也实诚，是一根直肠子，没有花言巧语，也不夸夸其谈。小梅从心理上又进一步拉近了与他之间的距离。
梅丽雅笑着说：“出身不由己，逍路可选择。这好像是哪一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同一个事情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也不足为奇。同是描写梁山好汉的事，俞万春的《荡寇志》就把梁山好汉说成是土匪，而施耐庵的《水浒传》就把梁山好汉描写成英雄。我要是嫌弃你这些，今天我就不会来与你见面。我看重的是人品，其余的都是次要的。再说县政府这么重要的单位都能接收你，那就说明当今社会还是注重本人的现实表现。”
“听介绍人说，你是出自书香门第？”谭启维问梅丽雅。
梅丽雅回答：“书香门第算不上，可我太爷是清末的秀才，我父亲是一位老中医。”
谭启维以试探性的口吻说：“冒昧地问一句，那位姓梅的老中医是不是你的父亲呀？”
梅丽雅惊讶地问谭启维：“你怎么认识他？”
谭启维告诉她：“你父亲我见过，有人介绍说你父亲的中医看得很好，我去找他老人家看过病，只吃了他开的几副中药就好了。”
梅丽雅说：“我父亲的中医医术在县城里是有一点名气。我从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医院后，他想让我干中医的，我考虑到自己是女孩子不愿干，所以就分到内科了，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她问谭启维：“你们家的家境在旧社会应该是不错的吧？”
谭启维接过她的话说：“说到家境，我父亲背上个地主成分确实有点冤。他大字不识几个，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着长工下地干活，十五岁就和长工一样扛水车。他干农活很在行，抉犁打耙什么农活都难不倒他。他种地确实是一把好手，农村人称那种“脚提水清”的牛，到他手里犁起田来都快步如飞。他熟谙地理天时、节气时令，今年哪块地适合种什么，何时开始播种，庄稼生长过程中出了毛病怎么办，有的人还要向他请教。他只是在这种时候心里才感到很高兴，因为只有在这一刻，别人才把他当成了一个人。”
梅丽雅听到这里有些不懂，问他：“什么是“脚提水清”的牛？”
谭启维连忙“啊”了一声，接着告诉她：“这是农村里的一句土话，所谓“脚提水清”，是形容这头牛的行动非常缓慢，在水田里干活，前一脚下去，到下一脚提起时，水田里的浑水都清了。”
梅丽雅问：“你们家划成地主，在我的想象中，在旧社会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吧！”
谭慎言告诉梅丽雅：“富裕根本谈不上，新中国成立后划分成分时，坏就坏在我们有了十几亩田地，家里又请了长工，所以就划成了地主。我父亲一辈子节省，每到夏天，他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上身都不穿衣服，由于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整个脊背，又黑又亮，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由于我母亲去世得早，没有人给他做鞋，夏、秋两季他很少穿鞋，脚板上的老茧足有一个铜钱厚。别人赤脚走路经常扎上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没有。我父亲是省吃苦干才积攒了这点家业，在旧社会同那些穷人比起来他虽然挨饿较少，但他还是很苦啊！”
谭启维说完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脑袋低在两膝之间不再说话。
梅丽雅听到这里似乎有了兴趣，催他：“你继续说啊，我在听呢。”
谭启维说：“只要你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父亲的弟弟与你父亲一样，也是一位中医，他在我们那的十里八乡也很有名。他读书多，对世事看得很明白。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那几年田地卖价很贱，有的人有一点钱都买田买地，我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叔，他就是不H田产。他还劝别人说“一块银元一斤的肉你吃，一块银元一亩的地你不要买”。这在当时是败家的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是很有远见的。他只在农忙时雇几个短工帮忙，所以在新中国成立时他只划了一个“小土地出租”的成分。他新中国成立前行医，新中国成立后也行医。我父亲从十三岁开始就跟长工下地干活，十五岁就扶犁打耙，他新中国成立前种地，新中国成立后也种地。这就印证了古人说的那句话“坐的菩萨坐一生，站的菩萨站一生”。
要是你有机会见到我父亲，你怎么也不会把他和一个老地主联系在一起。由于从小就劳动，我父亲面相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要老很多，他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像核桃一样的皱纹。他那干裂、粗糙的手就像锉一样，脚后跟裂开的口子就像熟透了的石榴一样张开着。由于他干农活在行，又是地主，生产队里凡是重活、脏活、累活都是让他去干。咱们这里虽然是南方，但是早春三月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我们村每年的早稻秧田固定的是他去犁去耙，那种难受你是想象不到的。由于常年在凉水田里干活，他患上了脉管炎，两条腿上布满大大小小无数个青筋疙瘩。这些筋疙瘩被一条条高高鼓起的血管串联着，弯弯曲曲的血管就像蚯蚓一样爬在他的两条腿上。又由于长年基本上是赤脚干活，他两只脚的脚指头与别人不一样，就像手指一样是分开着的。自从被划成地主成分以后，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
谭启维边说边从身边捡起一颗小石子，向前方扔去，又继续说道：“他的特点是一生勤劳，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自留地里的菜就比别人家长得好。他也精于生计，农村比较大的家庭开支只有靠养猪变钱。我父亲从不养小猪，而是到镇上买四五十斤重的“架子猪”回来养，这么大的猪长得快，抗病能力强，猪该出栏了就卖，再买猪回来养。这样别人每年只有一头猪出栏，他每年就有两三头猪出栏，养殖成本还比别人低。我上大学四年的花销，就是靠他养猪供应我的。哎！不说这些了。”
梅丽雅接过谭启维的话说：“我们两家的情况有些相似的地方。听我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家的家境在县城里还是不错的，有三个店铺。一九四六年惹上了一场官司，结果把两个店铺都卖了。我爷爷输了官司以后就一病不起，活活气死，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败了。从此，我父亲就养成了柔弱的性格，树叶落在头上都怕把头打破了。我的性格就像我妈，从小不论是谁，要是敢欺负我，我就跟他对着干，有的跟我一般大的男孩子我也不怕他。”
谭启维插话说：“你父亲确实是一位很慈祥的好人，我看他不论给谁看病，说话都是慢声细气的。”
梅丽雅叹了一口气道：“现在想起来，我倒要感谢我们家那场官司，我们家是因祸得福呀！如果不是那场官司，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可能也要被划成资本家。据我父亲说，“梁记绸缎庄”的老板，当时他们家的家底还没有我们家丰厚，新中国成立后都定为了资本家。我们家到新中国成立时只靠我父亲给人看病，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所以就给我们家定的成分不高。”
谭启维又问梅丽雅：“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生意的？”
梅丽雅告诉谭启维：“听我父亲说，在我爷爷手里有一个米行，一个绸缎庄，还开了一个杂货铺。这几个店铺就数绸缎生意利润高。绸缎都是从江浙一带贩运回来的，虽然那时穿绸缎的人不是很多，但货离乡贵，很赚钱。”
谭启维又问：“你家现在有几口人？”
梅丽雅说：“只有我爸妈和我三口人，原来有个弟弟，八岁时得了脑膜炎夭折了。”
谭启撕到这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提起让你伤桃事了。”
梅丽雅说：“没什么，不过这是我父母这辈子最大的心痛。你以后到我家跟我父母说话时，要多留神，尽量避开与这有关的话题。”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在一起说各自的身世，谈各自的工作。特别是梅丽雅说“你以后到我家”这句话时，其实是在暗示谭启维，她愿意与他继续交往。
聊着聊着不觉到了中午，谭启维说：“都快中午了，咱们在外面吃饭吧，我粮票都装上了。”
梅丽雅说：“不用，我回家了。我先走，你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再走，免得被熟人碰到。”
临分别时，谭启维试探性地问：“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
梅丽雅说：“下个星期天，还是早晨九点，还在这里见。”
梅丽雅往前走了几步后又回头朝谭启维莞尔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比刚见面时更显得妩媚动人。
经过多次的接触，在梅丽雅的内心里，谭启维本人已是无可挑剔，但在那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对他的家庭出身，她心里还是稍有一点纠结。
在医院里梅丽雅与一位叫魏玲熙的护士关系非常好，在与谭启维见了几次面以后，她就把自己在和谭启维谈恋爱的事告诉了魏玲熙。
魏玲熙听完梅丽雅对谭启维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后，对她说：“丽雅，我妈经常教育我“女孩子在谈对象时要闭上一只眼，结婚以后要维持这个家庭要闭上两只眼”。千万不要要求对方没有一点缺憾，人世间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
梅丽雅好奇地说：“你妈说话还挺有水平的呀！”
魏玲熙告诉梅丽雅：“我们接触的机会虽然很多，但谈各自的家庭情况却很少。我妈的娘家也是大户人家，她是读了好多年私垫的。我也认为，找对象人好是第一位的，他家庭出身是地主，但他是国家干部。世上没有最好的，只要合适就行！”
梅丽雅听到这里打断她的话说：“你说的话，怎么跟我妈说的话差不多是一样的呀！”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嘛。”魏玲熙回应她。
魏玲熙又问梅丽雅：“你除了嫌他家庭出身这一点外，对他本人整体印象怎样？要说心里话！”
梅丽雅回答道：“他人长得很英俊，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很投缘。从交谈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没有花言巧语，也不在我面前故意做作。”
魏玲熙对梅丽雅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想跟他谈，就介绍给我怎么样？怎么样？舍不舍得？”她边说边给梅丽雅做鬼脸。
梅丽雅佯作生气回应逍：“我记得有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男人如衣服，朋友如手足”。谁敢动我的衣服，我就打断谁的手。你不害臊，想抢你朋友的男朋友”。说着就用手去她腋窝里挠痒痒，弄得魏玲熙蹲在地下直告饶。
打闹过之后，魏玲熙说：“丽雅，人世间十全十美的事真是没有的，你不要过于挑剔了。就是封建社会皇帝给公主挑选的驸马也不会没有一点缺憾，听我的不会有错。”
魏玲熙的话，坚定了梅丽雅要与谭启维继续交往的决心。
话说谭启维自从与梅丽雅见了几次面以后，心情比原来更好，工作上也更要求上进，并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年以后终于被确定为发展对象，不久，他便顺利地加入了党组织。他参加工作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加入了党组织，在当时来说算是凤毛麟角。
谭启维每天除了做好工作以外，就是盼望着星期天早点到来，和梅丽雅见面。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这天，梅丽雅撒娇地对谭启维说：“我们这一段时间交往的情况，我都给我母亲说了，你猜她的态度怎样？”
谭启维说：“她老人家同意！”
梅丽雅惊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谭启维说：“你脸上的表情早就告诉我了。”
梅丽雅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谭启维：“我们认识也这么长时间了，我父母想见见你，你的意见呢？”
谭启维听到这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得到丈母娘的召见，我求之不得。”
梅丽雅瞅了谭启维一眼，环顾四周见没有人，一边用手指头戳他的太阳穴一边说：“美的你！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谁是你的丈母娘？”
谭启维笑着说：“生我养我对象的那位伟大女性就是我的丈母娘。”
梅丽雅假装嗔怒地数落道：“第一次见面我觉得你人挺老实，没想到你还这么油嘴滑舌。”
谭启维马上回到了正题，郑重其事地问梅丽雅：“第一次上门我总不能空手吧，你看我买点什么礼物合适？”
梅丽雅说：“你什么都不用买，到时候去就行了。”
谭启维用一种责备的语气对梅丽雅说：“丽雅，以我们这种关系，我第一次空手上门，那是对主人的大不敬，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事搅黄？”
梅丽雅说：“这样吧，我爸不抽烟，但他喜欢喝点酒，你买两瓶好点的酒，再给我妈买点红糖、点心就行了。”
谭慎言说：“这怕不行吧，我第一次上门肯定要吃饭，再买点鱼和肉，你看行不？”
梅丽雅说：“你也知道我家人不多，那就少买点。你星期天还要早点去，第一次上门要讲点禁忌，你不要下午去，老人在这方面很讲究。我星期天早晨八点在县政府门口等你，我们再一起去买东西。”
谭启维此时故意凑到她的耳边低声地说：“什么叫夫唱妇随，今天才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梅丽雅左右环顾看周围没有人，用脚轻轻地踢了他一下，装作生气的样子说道：“看你长着一副老实巴交的脸，其实你是一肚子的坏水。叫熟人听见了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你以后说话嘴里要有点遮拦，不要信口开河。”
梅丽雅嘴里虽然这么说，其实作为女孩子还是希望自己的男友有那么一点滑稽的小调皮，对自己说说俏皮话，甚至有一点善意的冒犯也不会见怪。
谭启维回敬道：“不就开个玩笑嘛，何必那么认真嘛！我现在是与你很熟悉了，说话才敢这样肆无忌惮。”
星期天谭启维和梅丽雅到市场买好东西后就去了梅丽雅的家。梅丽雅的家住在县城东边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既可享受到小城的文明，又有田园的恬静。梅丽雅用手指着前面的一栋老房子对他说：“前面那房子就是我家。”
谭启维跟着梅丽雅不一会儿就到了她家门前，只见那房子白墙黛瓦，院内的树枝伸到院墙外，给人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感觉。屋顶上建有像鸟儿展翅一样的飞檐，陈旧的墙壁向人们展示着它的沧桑和久远。
门前左右两边十分对称地长着四棵又高又直的广玉兰树。眼前这一切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的主人曾经生活殷实，也很懂得生活情趣。
这一栋老式的住宅，堂屋的大门很宽厚，两个厢房的窗格古色古香。大门和窗子的油漆有的已经剥落，窗棂有点腐朽。
走进堂屋，谭启维见过了梅丽雅的父母，客套地与两位老人寒暄几句后就再也找不到话题，坐在那里显得很拘谨。
看到他第一次到家里来很不自在，梅丽雅连忙上前解围。她对父母说:“爸，妈，我带小谭在近处转转，饭做好了就喊我们。”
梅丽雅带着谭启维来到后院，这院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主人对它十分爱护，布局也很别致。靠两边院墙各栽有一棵桂花树，这两棵桂花树看来是同时栽下的，树干一样粗，都有农村人吃面的“海碗”那么粗。树龄虽然没有百年，至少也有七八十年。每棵桂花树下都配有雕琢精致的石桌和四个石鼓。在左厢房的窗子旁边有一小丛翠竹，这小丛翠竹在这小院里长得郁郁葱葱，十分引人注目。
谭启维看到这一小丛翠竹对梅丽雅说：“你们家房子的布局很别致，竹子是个很有瑞气的植物，有些人在门前或院内栽有竹子，大概是取“竹报平安”的寓意。”接着情不自禁地念起了郑板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的诗。
谭启维在院子里来回踱了几步后又问梅丽雅：“这房子应该是你爷爷那辈盖的吧？”
梅丽雅说：“听我爸爸说，这房子是在我太爷手上盖的，也是百年老屋了，两棵桂花树也是我太爷栽的。每到八月份桂花开花时，周围这一片都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你看这两棵桂花树有什么不同？”
谭启维仔细看了看对梅丽雅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同呀，大小差不多，枝叶都基本一样。”
梅丽雅告诉他：“这两棵桂花树不开花时，不是很内行的人真的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左边是一棵金桂，右边是一棵银桂。金桂开的花是金黄色的，银桂开的花是银白色的。每到花蕊开始飘落时，我们就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的，将散落在地面的桂花收起来洗净晒干后，我父亲用炮制中药的方法炮制成桂花茶，喝起来很香。”
院子右边有一小门，走出这小门，就能看到一个池塘。池塘里燕子低飞，鸭子戏水。池塘四周岸上柳丝垂垂，柳树的倒影映衬在池塘里，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给人一种幽雅恬静之感。
梅丽雅对谭启维说：“我们家平时洗衣裳就是在这池塘里，因为池塘四周住户不多，基本只有几家在这里洗衣服、洗菜，所以水较干净。”
他们说话之时，一条约两斤重的鲤鱼跃出水面，平静的水面出现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从一个小圆圈变成大圆圈，这圆圈不停地在水面扩大，直到不能再大，很久才在水面上完全消失。
梅丽雅见到此情景，风趣地说：“这是一个好兆头，鲤鱼跳龙门。”
谭启维接过她的话题说：“这条鲤鱼迟不跳，早不跳，偏偏在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跃出水面，是说我谭启维这“老庄户”的后代跳出“农门”了，找了个城里的洋媳妇。”
梅丽雅轻轻地推了一下谭启维说：“原来只知道你油嘴滑舌的，现在才知道了你还长了一张甜嘴，专挑好听的说。虽然你与我爸妈是初次见面，你看我妈见到你后那高兴劲。”
谭启维说：“我不光嘴甜，心也是甜的。我跟你说真心话，我们结婚以后，我要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要照顾好他们的晚年生活。做人要知恩图报。就凭两位老人没有嫌弃我家庭出身这一点，我对他们要竭尽孝心。”
梅丽雅告诉他：“当初我们找对象时，我们单位除了我的一个朋友劝我不要放弃了这个机会以外，有很多人说你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爸我妈认为只要人好就行，地主只不过比别人多了几亩田地，又不是当强盗抢来的。”
谭启维说：“有个成语叫“爱屋及乌”，确实是这样。我不但喜欢你，也喜欢你们家。你看这位晋多好啊，既享受城里人生活的安逸，又能品味到农村田园生活的恬静。闹中取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你看你家这房子，在现在看来虽然算不上豪宅，但当时在这附近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的，能盖得起这样房子的人，在当时可能不多。你要是到我家，可能要被那种破败的景象吓坏。”
梅丽雅说：“到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家就是我给你说的，也只有这栋房子值点钱了。”
梅丽雅似乎想起了什么事似的问谭启维：“我一直想问你没有顾得上，你与那介绍人王阿姨是怎么认识的？”
谭启维“啊”了一声，接着说道：“有一次王阿姨到县政府办事，她不知道要找哪个部门，也不知道去找谁，我就带她去找。后来还是因为办事来过县政府几次，她每次来都要顺便看看我，我对她接待也很热情，这样我们就熟了。你们是街坊吗？”
梅丽雅说：“她是我妈的姨表姐。”
谭启维说：“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找个机会去看看她。没有她当介绍人，我们就不会认识。我都到你家来了，再不去看看，她会说我这个人不懂人情世故。”
梅丽雅说：“那我们抽个时间去一趟吧。她是个热心人，可惜命不好。她家当家的前些年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久治不愈，走路都是弯着腰拄着拐棍，干不了活。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在下面一个镇供销社上班，老二不争气，至今没有工作，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
他们正说着，梅丽雅的母亲喊他们吃饭。来到堂屋，谭启维见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子菜。梅丽雅的父亲要给谭启维倒酒，谭启维说不会喝酒而推辞。梅丽雅从她爸手中接过酒壶站起来说：“今天你就陪我爸喝几杯吧，平时他都是一个人喝酒。”
听到这里，谭启维只好端起酒杯赶忙站起来给梅丽雅的父母敬酒，十分恭敬地说：“伯父、伯母，我今天到家里来让二老受累了，我敬二老一杯。”梅丽雅母亲说：“这孩子，以后说话不要这样生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你以后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星期天没事就到家里来，人多吃饭也热闹。”
吃饭时，梅丽雅的父母又顺便问了问谭启维家里的情况，谭启维如实地回答。
梅丽雅的母亲对谭启维说：“我这姑娘从小就娇生惯养，有时也任性，以后你们相处，你要对她多包涵一些。”
谭启维说：“她很聪明，也很善解人意。只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有时有些木讷，今后还要请她多多包涵我。”
因为谭启维与她父母是初次见面，梅丽雅也觉得一时也找不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久坐在家里也不自在。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她对谭启维说:“你下午不是还有事吗，去办你的事吧。”
谭启维起身向梅丽雅的父母道别后便告辞了，他们悠闲地走在林荫小道上边散步边聊天，聊了很久，直到红日西斜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谭启维与梅丽雅的父母见了面以后，他们二人的交往也由原来的地下转为公开，有时星期天也一起逛街。
县政府有的年轻人知道谭启维找了一个工作单位好、人长得也很漂亮的对象，很是羡慕和嫉妒。
时间过得真快，谭启维与梅丽雅相识已经有两年多了。县政府办公室的区主任退休不久，姚副主任也退休，谁来主持办公室的工作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黄副县长为这事与县长几次交换意见，他们先后提了几个人选，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因为办公室没有负责人，黄副县长从两位主任退休后忙得是脚后跟打着后脑勺。这天，黄副县长又因为提拔办公室主任的事找县长交换意见。
县长说：“今天刚好事情不多，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各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一个会，再听听大家的意见。”
黄副县长说：“我看这样可以。”他随即喊来通讯员：“你去通知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叫他们到会议室开会。”
说来也巧，这一天没有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下乡，他们在得到通讯员的通知后都很快到了会议室。
县长见人都到齐了，开门见山地说：“大家都知道，办公室的正、副两位主任因年龄已到，都已经先后退休了。最近一个阶段，办公室的工作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有的工作暂时只能由黄副县长来代理。这是一种临时的、短期的过渡办法，时间长了也不利于开展工作。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提拔办公室负责人的问题。在人选的问题上我和黄副县长事先也初步议过，下面请黄副县长给大家谈谈我们的初步想法，然后大家再发表各自的意见。”
黄副县长说：“我与县长提名办公室负责人的初步人选是谭启维。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条：一是谭启维从到县政府工作以来，工作积极，承担了办公室大量的文字工作，这是他们办公室现已退休的正、副主任跟我多次谈到的。他到县政府工作几年来，只要给他分配的工作，从不讲任何条件，也从不强调任何客观理由，任劳任怨地去完成，而且他本人的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二是办公室虽然是一个综合部门，但工作的重心主要还是文字工作。谭启维从到办公室工作半年以后，他在文字组织方面的才能已崭露头角，这也是县政府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三是谭启维在办公室已工作了几年，对办公室的工作比较熟悉，他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黄副县长说完后，陆续就有人发表了意见。有的部门负责人认为，提拔谭启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意这个提名。有的人首先是肯定了谭启维的工作表现和工作能力，但认为他个人阅历太浅，没有领导工作经验，还需要在本职岗位上历练。还有的人在低声议论谭启维的出身问题……
此时现场陷入了僵局，黄副县长静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最后还是县长的发言打破了沉闷的局面。
县长说：“大家发言时我认真地听了。现在谈谈我个人的想法：首先，我们是在讨论用人的问题，既然是用人，就要用一个能担当得起这个责任的人。如果把提拔用人当成是一种照顾，是一种福利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什么事都要论资排辈，用一个力不从心的人，影响工作暂且不说，他本人也会感到很累。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在战争年代，二十多岁当营长，三十多岁当团长，甚至当师长的大有人在。”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继续说：“我以上所说的是，阅历固然重要，但阅历与个人的能力不一定完全成正比，这是我说的第一点。至于第二点嘛，有的同志提到谭启维的出身问题，我认为谭启维出生在地主家庭没错，但到县政府工作以来的政治表现大家都看到了，他能加入党组织，就是对他政治表现最有力的说明。有的同志谈到谭启维没有领导工作经验，我看这更不是问题，没有经验可以在干中学，学中干。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是因为有了领导工作经验而提拔起来当领导的。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有多名同志持有不同的意见，请提出新的人选。如果大家认为谭启维在工作能力、政治表现以及道德品质上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表决！”
县长的这一番话对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一致举手表决通过。
没过几天，黄副县长在县政府全体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任命文件，并要求办公室的全体人员要服从谭副主任的领导，共同做好办公室的工作。
办公室的几位同事会后要谭启维请客以示庆贺。谭启维想到日后工作中还要大家对自己多支持，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办公室的吴丽霞提议，请客就在今天晚上，并且要把他对象也叫上。
谭启维表示一一照办。
晚上办公室的人全部到场，梅丽雅也按时赴约。大家对谭启维的升迁表示祝贺，席间相互推杯把盏，好不热闹。吴丽霞问谭启维：“谭主任，今天是喝了你的升迁酒，什么时候请我们喝你的喜酒呀？”
梅丽雅心里也很髙兴，落落大方地对大家说：“到时我们会请大家的。”
办公室的杨新国看到大家众星捧月似的恭维着谭启维和他对象，他心里有些不平衡，装作喝醉的样子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吧。”
送梅丽雅回去的路上，梅丽雅对谭启维说：“我看那个叫杨新国的好像不是很高兴？”
谭启维说：“这很正常，在我们办公室几人中，他的资格最老，提拔了我，他有想法，我能理解。”
梅丽雅叮嘱谭启维：“你以后在工作中对这种人要注意方式方法，如果他倚老卖老，在公众场合不给你面子，你就下不了台。”
谭启维说：“我资历浅，把自己尾巴再夹紧一点，工作中多承担一点，
对他多尊重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他们边走边聊，直到把梅丽雅送到家门口谭启维才独自返回。
一年又一年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他们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梅丽雅的母亲对谭启维这个准女婿很是满意，但始终不见这位准女婿来提亲，弄得两位老人有些莫名其妙。这天一大早梅丽雅的母亲实在按捺不住了，对梅丽雅的父亲说：“当家的，女大不中留，留了结冤仇呀。丽雅的年龄不小了，在旧社会早就结婚了，小谭到我们家来来往往几年了，他怎么还不提结婚的事？他是小伙子，他等得起，我们丽雅是姑娘，女孩子的青春很短暂，我们可等不起呀。听丽雅说，他最近提了个办公室副主任，是不是升了官看不起我们丽雅了呀？”
梅丽雅父亲笑着说：“俗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久见人心。从小谭到我们家来来往往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小谭还不是那种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肯定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又不好说。这样吧，让丽雅这个星期天叫他到家里来，我们当面问问他。”
梅丽雅的母亲边往厨房里走边说：“我看这样也行，要的是他一句实话，我们丽雅又不是嫁不出去。”
梅丽雅父亲听到老伴说这话有点生气，就数落他老伴：“你这老太婆说话真有点不中听，你还不知道真实情况就说这些气话，要是让小谭听到了多不好。女婿外甥半个儿，我们后辈子还要靠他哩！”
老两口刚说完话，便听到梅丽雅进门喊：“妈，我回来了！”
梅丽雅刚一进门，她母亲就急不可待地对她说：“星期天叫小谭到家里来把西院墙边那块菜地翻一下，准备种点芥菜。”
“妈，你可真会使人。”梅丽雅调皮地回敬道。
梅丽雅的母亲装作生气地反问：“怎么啦，心疼啦？你爸刚才还说女婿外甥半个儿，我不使他使谁去？现在就这么护着，将来还不知道会怎么宠着。人家说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你可倒好，还没有出嫁就忘了娘。”
星期天到了，这天谭启维很早就来到了梅丽雅家。梅丽雅母亲把梅丽雅支出去买菜去了。当谭启维拿起铀头准备去翻地时，梅丽雅母亲把他挡住了：“小谭，我不是真叫你来翻地的，这么一点点地，她爸一早一晚当锻炼身体也就翻完了。你坐下，我有点事想找你说说。你和我们家丽雅认识两年了吧？”
谭启维回答道：“是。”
“你们准备还要谈多长时间？”
“我们年龄都不小了，我父亲也催我快点结婚。”
“丽雅没有提出到你们家去看看？”
“她说过。我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破败得不像个样子。我给支吾过去了，她也没有再向我提起此事。”
梅丽雅的母亲对谭启维说：“你还挺爱面子的，她要是嫌弃这些，就不会与你相处，我们老两口也不会同意。”
谭启维很恭敬地回答道：“我从心里确实很感激您二老，没有看不起我和我的家庭。”
梅丽雅的母亲又问：“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小谭，不是我姑娘嫁不出去，女孩子的青春很短暂呀！”
谭启维说：“伯母请您不要这样说，做老人的心我知道，我也想尽快结婚，但有两个难处。一是我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工作时间还不是很长，还没有多少积蓄。二是听说县政府最近准备要盖房子，我的资历较浅，分新房子我肯定是没有希望的，但我想到时给县政府领导说一下，等腾出来的旧房子我收拾一下做新房。说心里话，我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婚事办好，不要太委屈了丽雅。”
听到这里，梅丽雅的母亲反问谭启维：“如果你们县政府不盖房子你就不结婚了？哪个单位住房不紧张？哪个单位年轻人结婚就有房子的？我看这样吧，房子的事你先去找你们领导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想办法分给你一间房子。如果实在不行，我亲戚有两间房子我去找他借一下。我全家三口人住的是前后院。如果在这里结婚，人家还以为我们家是把你招了“坐堂女婿”这对你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结婚以后，只要愿意回来住，我们老两口那是求之不得。你们住在这里，对我们老两口还有个照应。”
谭启维回答：“您说的意思我懂，从我到家里上门这几年来，我感到您二老处处在为我着想。”
梅丽雅母亲对谭启维说：“你说到经济上的问题，这也不是问题。丽雅要是个嫌贫爱富的女孩子就不会跟你谈对象，起码找一个家在城里的，找一个经济条件比你家好的是不成问题的，这个你相信吗？”
“这个我完全相信。”谭启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谭启维刚一说完，梅丽雅母亲便急不可耐地说：“女孩家，菜子命。
你们的婚事就“量水和泥”气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关键是结婚以后要过好日子。”
谭启维高兴地说：“伯母，您老今天的一席话真的让我很感动，有几次我想给二老提结婚的事，但想到我现在这条件，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了，我父亲几次提出要来看您和伯父，是我挡着不让来。在这个年代，我怕他这种身份到家里来，给你们招惹麻烦。”
梅丽雅的母亲听到这里对他说：“这个我能理解，再说儿女姻亲将来还是要来往的。好了，一言不中，万言无用。今天说的事初步就这么定了。”
谭启维想借住别人的房子，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回到单位后写了一份住房申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镇住房比找对象还难，哪有空房等人结婚，县政府最后决定把一间存放杂物的库房腾出来给他们结婚。
谭启维请人粉刷了库房，就当他们的新房。
领结婚证以后他们一人做了一身衣服，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是结婚那天要不要请谭启维的父亲到场，着实让这对准备结婚的小两口左右为难。不让父亲到场，谭启维从感情上说不过去，在他不到十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是父亲既当爹又当娘把他拉扯大；要是让他到场，县政府工作的公职人员中，有谁愿意因为参加婚礼而背上一个阶级界限划分不清的嫌疑？他实在是想不出万全之策，最后还是梅丽雅想出了一个办法，结婚第二天回到老家去，把亲房和亲戚请一下，这样两头都兼顾上了，各方的面子也都有了。
谭启维只好采纳了这种折中的办法。
婚礼在县政府礼堂举行。谭启维与梅丽雅结婚这天天公也作美，天气特别晴朗，没有一点风，暖暖的。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县政府院内树上的小鸟也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几只喜鹊不时地从树上飞到树下觅食。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新婚两口子虽然没有华贵的衣服，但稍一收拾还是显得比平时更加精神。参加婚礼的人都夸他们郎才女貌，是天生的—对。
县政府、县医院参加他们婚礼的人很多，给他们送来了暖瓶、脸盆、钢精锅、床单、被面等生活用品。县政府有的部门还根据各自部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专门为他们的婚礼写了对联，挂在县政府礼堂两边的墙上，给他们的婚礼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
谭启维对参加婚礼的来宾说：“衷心地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同事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梅丽雅，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我没有给她买自行车，没有给她买手表，甚至也没有给她买一套较好的新婚衣月艮，可她对我没有半点的怨言。我只送给她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既是我送给她的新婚礼物，也是我终身恪守的诺言。”
这是一副写在红绸布上的对联，字是用黄油漆书写的仿宋体。上联是：海枯石烂同心永结。下联是：富贵贫贱携手一生。
在我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中，闹洞房是婚礼的最后程序，是婚礼的高潮，是最热闹、最有趣的项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娱乐活动十分单调。晚上县政府、县医院的年轻人都来闹洞房。人们就将娱乐寄托于洞房的嬉闹之中。闹洞房是新人难过的一道坎，来闹洞房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歪点子也多，闹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新郎的同事们，他们尽所能，想出种种方式，让新郎新娘当众表演，逗笑取乐。
有的甚至搞恶作剧，但两位新人不能表露出不高兴。
施涧秋是与谭启维大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县政府工作的同事，他要求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让新郎新娘交代恋爱经过。新郎新娘向大家交代了恋爱经过后，算是拉开了闹洞房的序幕，接着就有人要求他们表演“五子登科”。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考验新人互相配合的默契程度。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一根红线，让两位新人用嘴各叼一头，中间系上一支点燃的香烟，在桌上放五根插在水果上的火柴，新人不能用手，让两人合作把五根火柴全部点燃。新郎新娘只要动作稍有迟缓，闹洞房的人便动起了手脚，借机把新郎新娘扭到一起，新婚小两口只好按他们的要求去做。
“五子登科”表演完了以后，下面表演的节目就是“同抽一根烟”。
所谓“同抽一根烟”，就是在新郎耳朵眼插上一支已经点燃了的烟，让新娘从新郎嘴里去吸，直到吸出烟来为此。
梅丽雅是医生，她心里比别人更清楚，从生理学上来讲，耳朵和口腔是不相通的，你怎么使劲吸也不会吸出烟来，只不过是变换方法让他们当众亲嘴罢了。这个动作在那个年代是有难度的，他们不做就推、就搡，有的将茶水浇到新郎、新娘的头上，在这种场合又不能生气。
梅丽雅反应很快，他对闹洞房的人说：“你们找两个人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如果你们能吸出烟来，你们做一次，我们就做两次。”
这个节目，只好做了个象征性的动作才算完事。
“同抽一根烟”的节目应付过去后，接着又有人提出要新郎、新娘表演“射飞镖”。
这个节目是给新郎蒙上眼睛，新娘站在新郎的前面，手中端一个盘子，新郎手执香烟往盘子里投掷，新娘负责接香烟。新郎每射一镖，新郎都要问新娘“在里面还是在外面了”。如果香烟投在盘子里，新娘就回答“到里面了”，如果香烟没有在了盘子里，新娘就回答“没有到里面”。
这个节目的趣味性不在于新郎蒙眼投得准不准，所有参加闹洞房的人是喜欢听新娘嘴里说出的那句话。
闹洞房的人听到新娘的回答被逗得捧腹大笑。
来闹洞房的年轻人，直闹到十二点才纷纷离开。
婚后的第二天他们回到了谭启维的老家，村里人及前来祝贺的亲戚见谭启维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都恭贺谭元亨：“你可以享福了。儿子娶了个这么好的媳妇，在咱们这十里八乡也是数一数二的。”
谭元亨只是咧开嘴笑，算是对大家的答谢。
婚后小两口的生活是幸福甜蜜的。平时忙着上班，那时候交通也不是很方便，谭启维回老家较少，星期天小两口大多都是在梅丽雅家度过。
谭启维出身于农村，对干庄稼活比较在行，看到房屋周围有一些无人耕种的荒地，每到星期天，他就扛着农具把房屋周围的荒地翻出来，根据不同季节分别种上茄子、辣椒、莴苣等蔬菜，在池塘四周种上葫芦、丝瓜、瓠子、豇豆等蔓藤蔬菜。特别是丝瓜，只要有水，长得很快，结得也很多，吃都吃不完，梅丽雅的母亲只好送给邻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又到了炎热的夏天。南方的夏夜十分炎热，梅丽雅和她母亲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纳凉，谭启维与老丈人坐在桂花树下的石桌前小酌对饮。自从梅丽雅的弟弟夭折以后，她爸爸有时只是借酒消愁，现在有了女婿陪着自己喝点小酒，聊聊天，倒也平添了几分乐趣。随着一杯又一杯烧酒下肚，梅丽雅爸爸的话也多了起来。他也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与女婿谈《三国》说《西游》。这天晚上翁婿两人聊得兴致正浓的时候，梅丽雅和她的母亲也在旁边当听客。
梅丽雅要谭启维讲故事。
谭启维问梅丽雅：“讲哪方面的？”
结婚以后，梅丽雅对谭启维没有像谈对象时说话那样温柔了，她顶撞了谭启维一句：“好像你肚子里的故事很多似的，还问讲哪方面的？你不论讲什么，只要好笑就行。”
谭启维答应道：“那我就讲东方朔的故事吧。”
梅丽雅母亲说：“我听不懂什么东方朔、西方朔的，你就讲我们民间好笑的故事。”
梅丽雅的父亲对这类历史故事很感兴趣，制止老伴道：“你就听小谭讲嘛！”
谭启维又端起酒杯与他老丈人碰了一杯后，对在座的说：“那我就开始讲了。这个故事说的是两汉时期的东方朔，这个人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有一次他和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见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汉武帝问他：这是什么树？东方朔顺口说叫“善哉”。”汉武帝暗中派人削掉树的枝干，并在树身上做了记号。
两年后，君臣二人又路过此树。汉武帝故意问东方朔：“这棵树叫什么名字？”东方朔又顺口说：“瞿所。”汉武帝沉下脸斥责他：“同一棵树，过了两年怎么名儿就不一样了？你竟敢欺骗朕！”
东方朔沉着回答：“小马叫驹，大了才叫马。小鸡叫雜，大了才叫鸡。人生下来叫儿，老了才叫老头。这棵树也是一样啊！”汉武帝呵呵乐了。
梅丽雅说：“汉武帝乐了，我们不乐。你讲的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好笑，你要讲一个好笑的。”
谭启维显得有些为难地说：“我们上大学时，各个省的同学都有，我们有时晚上也在宿舍里讲些好笑的奇闻轶事，有的故事真的很好笑，但在这种场合讲不太合适。”
梅丽雅撒娇地说：“我不管，你要讲好笑的。”
这时梅丽雅的母亲来打圆场：“你不要为难他了，反正夜间纳凉也没事，随他讲。”
谭启维这时也呛着梅丽雅说：“你白听故事要求还挺高，那你得让我想一想。”他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故事我是听一位湖南的同学讲的。说的是有一个土财主请了一个佣人，期限约定是一年。一年干满后一次性付工钱。这个佣人干满一年后，土财主按约定的数目付给了工钱。佣人接到钱后说:你给的工钱不对。
怎么不对，不是说好了每个月是这么多工钱的吗？
你每个月是没少给，但是你少给了一个月的工钱。
我给你的刚好是一年的工钱呀。
今年是闰七月，你少给了一个月的工钱。
闰七月也是一年的工钱呀。
我问你，一年是多少个月？
那还用问，一年是十二个月呀！
那今年是不是闰七月？
没错，是闰七月。
今年闰七月，那你说今年是几个七月？
如果加上闰七月是两个七月呀！
那不就得了，一年一个七月是十二个月，两个七月不就是十三个月吗？我说你少给了一个月的工钱有什么不对？
两人争来争去，都没有一个结果，财主最后只好叫邻居来评理。
这位邻居是个“笑人无，恨人有”的主。他们虽然是邻居，但看到这位土财主的小日子过得比自己滋润，心里早就不平衡了。他摆出一副评理的架势对他俩说：“你们都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人各自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后，来评理的那位邻居指着佣人说：“她说的没错呀，一年如果只有一个七月，那就是十二个月，如果有两个七月那就是十三个月，这个事情很简单嘛，还用得上找人评理！”
他又转身对土财主说：“兄弟，你是少给她了一个月的工钱。”
那位土财主听完他的话气得满脸涨红、白眼直翻，指着那位前来评理的邻居说：“我是请你来评理的，这理怎么让你越评越糊涂呢！”
佣人看到有人为她说话，她就更来劲了，拉着土财主的衣袖喊叫道：“别那么多废话，快给我拿钱。道路不平有人踩，道理不明众人评。你以为你的邻居也会像你一样不讲理，向着你呀！你欺负我是个佣人，你以为我没读过书什么都不懂，没读书这么点小账还是算得清楚的！”
这位土财主气得边抖手边说：“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呀！””谭启维把这个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学得也是惟妙惟肖。梅丽雅一家人听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尤其是梅丽雅的母亲，笑得前俯后仰。
城郊的夏夜比较宁静，院子并不隔音，他们的笑声传到了邻居的院子里。邻居觉得奇怪，这一家人从来没有传出过笑声，老梅这个女婿有什么魔法，用的是什么本事逗得全家人这样开怀大笑？
他们笑完后还要谭启维讲，谭启维推辞说：“我已经讲了好几个了，让爸爸也讲一个，他才是满腹经纶的人，烂在肚子里太可惜了。”
梅丽雅的母亲说：“老梅，今晚咱们一家人都高兴，你也讲一个吧。我与你过了几十年，你还没有给我讲过故事呢。”
梅丽雅的爸爸也许是看实在推脱不过，也许是因为喝多了酒有些兴奋，就说：“那我给你们讲一个吧。这个故事说的是清朝有个叫刘凤诰的人，才能出众，但相貌丑陋，只有一只眼睛。乾隆皇帝高坐在御椅上，出上联令刘凤诰对下联。上联是：“独眼不登龙虎榜”。
刘凤诰答道：“半月依旧照乾坤。”
乾隆见其有如此气魄，暗自惊叹，又出对：“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汉。”
刘凤诰对答：“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是探花郎。”
乾隆不禁龙颜大悦，当即御笔一圈，钦点刘凤诰为殿试探花郎。”
谭启维听后钦佩地说：“我让老爸讲故事没错吧，他老人家到底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喝的墨水比我们多，讲的故事很有文采。请您再给我们讲一个吧。”
梅丽雅的母亲也在一旁帮腔道：“当家的，启维让你讲就再讲一个吧。”
梅丽雅也在一旁撒娇道：“爸，您要是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明天就给您买一瓶好酒。”
梅丽雅的爸爸见大家都要他再讲，只好说：“那我就再给你们讲一个嫌贫爱富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戏里也演过的，叫《五女拜寿》。说的是，有一对老两口养了五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在她们的父亲八十大寿的时候，都带着姑爷回家给父亲拜寿。三女儿和三姑爷因为家里贫穷，在旅店中又遭偷窃，空手来见父母。老夫人十分生气。
厚道的父亲问：“你们夫妻两人还没有吃饭吧？”
这时，老夫人便叫一旁侍候的丫头说：“你陪她们到厨房吃饭去。”
丫头面现难色，小夫妻也感到意外。
等了一会，机灵的丫头说：“夫人，晚宴已经备好了，让三小姐、三姑父一道吃吧？”然而，生气的老夫人骂丫头多嘴，只说：“让厨娘好菜好饭伺候。”
三女儿夫妻俩在厨房吃饭，其他几对在楼上吃宴席。把客人安排到厨房吃饭，那是一种接待下人的方式。人都有个脸面，即使在厨房吃山珍海味，也不如在厅堂喝清水，这对小两口是一种莫大的轻视，遭到了其他丫头的耻笑。
那三姑爷倒是想得开，他安慰妻子说：“荷花出水有高低。夸我不足喜，骂我不足气。燕雀安知鸿鹄志，又何必与他们论是非！”
梅丽雅的母亲听到这里，气愤地说：“这位做母亲的也太过分了！”
梅丽雅借机调侃道：“故事里是说母亲嫌贫爱富，没有说父亲嫌贫爱富，世上还是父亲好。”
谭启维连忙制止她说：“丽雅，这种玩笑不能开，别惹老妈生气。”
“小谭，这丫头都叫他爸惯坏了，说话没大没小，没高没低的。你以后别宠着她。你越宠她，她就越蹬鼻子上脸。”梅丽雅的母亲刚说完，接着又说：“小谭、丽雅，你们好久没有回老家去了，你们应该回去看看你父亲。”
梅丽雅的父亲也插话说：“这要怪丽雅不懂事，她不提出来，小谭就不好意思说。时间长了村里人会说小谭不贤孝，丽雅没家教。老人一辈子不容易，应该回去看看。”
听到这里，谭启维默不作声地低下了头。这时梅丽雅轻轻推着谭启维左侧的膝盖，带着歉疚的语气说：“启维，这个事真的是怪我，我只想到让我父母高兴，没有体会到你的感受，真对不起，我们下个星期天就回去看爸爸。”
谭启维说：“到农村去交通不是很方便，平时都比较忙，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
这个夏夜，一家人在院子里讲故事，聊家长里短，直到很晚才回屋休息。
晚上谭启维和梅丽雅住在后院西侧的厢房里，梅丽雅看出了他情绪上的变化，又向谭启维道歉。
谭启维说：“你又没犯下什么大锚，没有必要这么三番五次地道歉。”
梅丽雅这时侧过身来，左手肘压在谭启维的胸前说：“启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我的眼睛，我看人没有看走眼。我们谈对象时劝成的人也有，劝散的人也很多。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家有了生机，你看我妈好像已经从痛失我弟弟那种忧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有一次你扛着锄头去菜地时，我无意中发现她脸上露出那种难以用言语描述的高兴表情，这种表情是从我弟弟夭折以后，我就再没有看见过。我想在她老人家的心中，不是因为家中有人去种菜高兴，而是认为家中有了顶天立地的男人。再说我爸爸，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故事，今晚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我们结婚后，他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也多了，脸上也能见到笑容了。特别是你陪着他喝酒时，他不觉得寂寞了。”
谭启维说：“从与你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发过誓“进了梅家不仅仅是女婿，更要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
梅丽雅面带歉意地说：“对老家的爸爸，因为接触机会不多，我真的是疏忽了。启维，今晚我也发誓，“今后我要努力做老爸的好儿媳妇，做老公的好妻子，将来还要做孩子的好妈妈”。”
说到这时，她又向上斜爬，将自己的整个上半身压在谭启维的胸上，用手捏着他的鼻子左右摇晃，调戏道：“说到喝酒我可给你说呀，你是在陪我爸爸，如果跟别人喝酒我是不高兴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可是生了一个痴呆的傻儿子。在没有怀上小孩之前，你要是喝了酒就老实睡觉，不要来纠缠我。我要是给你生个傻孩子，要害我们俩一辈子。”
谭启维听到这里打断她的话逗趣道：“你搞不好是个下不了蛋的老母鸡，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肚皮还没有动静。”
梅丽雅听到这话，翻身骑在谭启维身上，用手边拧他的胸腩边说：“你这个混蛋，谁是下不了蛋的老母鸡？谁是下不了蛋的老母鸡？”
因为动静太大，谭启维连忙用食指放在鼻尖前“嘘”了一声，压低到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不要闹了，夜晚动静太大了，让别人听见了不好，还以为我们在颠鸾倒凤呢。”
这时梅丽雅才从谭启维身上滑下来，关灯入睡。
又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完毕后，来到县城的百货商店，梅丽雅根据公爹的身材买了一套成品衣服。接着她又买了几斤糕点，但在买烟和酒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不统一，梅丽雅的想法是因为结婚以后很少回去看望老人，所以多花点钱尽点孝心是应该的。
谭启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农村的老人根本舍不得抽那么好的烟，喝那么好的酒。最后还是谭启维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现在不要买，路上拿着也很沉，不如快到家时到附近供销社给他爸爸买点散白酒，多买几条便宜的烟，这样更实惠。他爸平时也就抽那一元多钱一条的烟，买好的还舍不得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汽车是个稀罕之物，多数农村老人一辈子没有坐过汽车。就是能坐上车的人，也因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乘坐的交通工具有明显的区别。
有人编有几句顺口溜：中央首长空中行，省、市领导两头平，县级领导帆布篷，市民骑的是自摇铃，乡镇领导“壹三零”，农民坐的是“东方红”。像谭启维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回老家只有坐班车。
那时候坐出城的班车要等好长时间，再加上路况差、车速慢，到家已是中午时分。
谭元亨看到儿子、儿媳回来了，高兴得不知所措。
梅丽雅边从提包里取出衣服边说：“爸，你到里屋去把这套衣服换上，看合身不合身。”
谭元亨进屋换好衣服出来后，梅丽雅围着他转了一圈后说：“大小都合适，穿上这身衣服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谭元亨用手抚摸着衣服说：“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做什么，我一个干庄稼活的人穿这么好的衣服下地去干活，人家还不骂我。”
梅丽雅又从提包里拿出糕点等物品，谭启维说：“爸，小梅给你买的糕点，您要尽快吃呀，时间长了就发霉了。”
梅丽雅说：“爸，平时工作较忙再加上交通不是很方便，我们很少回来看您。对不起呀，以后我们一定会尽量多抽时间回来看您老人家。平时没有人照顾您，您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谭元亨说：“你们不要惦记我，我身体还好，把你们自己的事做好比什么都强。”这时梅丽雅进伙房挽起衣袖准备做饭。
谭启维的父亲连忙阻拦说：“这使不得，我给你做饭怕你嫌我做不好，不干净，你让启维去做吧。”
梅丽雅说：“爸，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做，让他去做点别的事。”她把谭启维叫到伙房，从口袋里掏出钱对他说：“你找几个空瓶子去买几斤散白酒，再买上四条烟，下一次还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
饭做好后，谭启维买东西也回来了。谭启维的父亲看到饭桌上只有几个素菜，没有一点荤，对梅丽雅说了一些歉意的话。
谭启维对他爸说：“爸，您不要谢丽雅，又不是外人。”
谭启维给他父亲斟了一杯酒，又对他父亲说：“爸，你以后晚上也喝点酒，容易入睡。”
梅丽雅也接着说：“等您农闲了，到我们那里去住上几天，我爸家的房子大，也很方便。”
谭元亨笑着回答道：“谢谢你们有这份孝心，只是庄稼人一年到头哪有闲的。”
因为县城到这里一天只有来回一趟班车，他们吃完饭又匆忙去赶回县城的班车。谭启维夫妻俩离开家时，谭元亨静静地站在大门口看着他们离家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
待走远以后，梅丽雅流着眼泪对谭启维说：“多么厚道的一个老人，你看他的背比我们刚结婚那次回来时更驼了。你看他脚上穿的那双鞋，烂得不成样子。他的上衣和裤子自己打了多少的补丁。启维，一个家里没有一个女人是不行啊，你爸把你养大真的不容易。家里可能是没有颜色相同的破布，你看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再加上他自己不太会缝补衣服，那补丁缝在上面不是很平整，就像那久经风雨的破帆一样。我爸说得对，是我这个做儿媳的不懂事，我以后要多尽点孝，让他老人家晚年过得好些。你下个星期再回来一趟，给他老人家买一双胶鞋送回来，以后想给他老人家买些什么就跟我说，不要把我看成是那种不讲理的女人。人人都有父母，让我经常回来有难度，你以后要尽量抽出时间回家看看他老人家。”
谭启维回答道：“你这样通情达理，我真的很感动。”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大半年过去了。梅丽雅出现恶心、嗜睡、浑身无力的症状。梅丽雅知道这是典型的孕期反映。
下午上班后，梅丽雅给谭启维打了电话，告诉他下班后就在县政府的家里等她。谭启维感到有些纳闷，她是很少往单位打电话的，为什么还要他在县政府的家里等她？
下班后，谭启维就回到了县政府的家，因为房子经常没有人住，屋内到处是灰尘。谭启维边收拾屋子边等老婆。不一会儿梅丽雅也回来了，一到家把手提包放下后就躺在床上。
谭启维关心地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梅丽雅说：“你不是说我是个不下蛋的“老母鸡”吗？可能怀上了。”
谭启维高兴地回答道：“这是好事，你怎么有点不高兴呢？”
梅丽雅反驳谭启维：“高兴？你是高兴了，你知道我是多么难受吗？吃点东西就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怀孕九个月后，梅丽雅就住在了县政府大院的家里，谭启维努力地尽着一个丈夫的责任，对她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这天凌晨两点，梅丽雅在她工作的县医院生下了女儿。接生的钟玉臻医生说：“梅大夫，你可真会生，你这姑娘是一个美人胚子，小脸儿通红通红的，将来皮肤肯定白。鼻梁高高的，双眼皮。两条腿又直又长，将来个子也不会低。”
护士吴莱琳把孩子边往手里抱边说：“会做鞋的先做底子，会生孩子的先生女子。双眼皮就是好看。不过，我原来也是双眼皮，后来因为长胖了皮肤不够用给撑开了。”
吴莱琳一句笑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梅丽雅接过吴莱琳的话说：“你们都是专挑好听的说。”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后，母女各方面状况良好，谭启维来医院接她们母女出院。按当地风俗，女儿生完小孩不满一个月是不能回娘家的。梅丽雅母亲只好到谭启维在县政府的家里来侍候梅丽雅坐月子。
为了尽快给小孩报户口，梅丽雅让谭启维给小孩起名字。
谭启维说：“给女孩子取名不要取什么凤呀、娥呀、花呀、香呀的，太俗气。姑娘的名字就叫晓薇你看怎样？她生于拂晓，是拂晓开放的一朵蔷薇花。”
梅丽雅说：“小孩子的名字只要叫起来顺口就行，谭晓薇，合起姓来念还比较顺口，也比较好听，就叫谭晓薇吧。”
产假休满后，谭启维夫妻俩都忙于上班，只好将女儿送到了外婆家。
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就像开垦出来了的一块荒地，只要播下了种子就能长出庄稼。梅丽雅与谭启维结婚快两年，生下谭晓薇，两年多后又出现了妊娠的症状。晚上夫妻两人躺在床上，梅丽雅对谭启维说：“我可能又有了。”谭启维把她搂在怀里说：“有了你就应该高兴。”
梅丽雅说：“晓薇还不到三岁，再生一个还不是麻烦我妈、我爸，晓薇从生下来到现在你操了多少心？”
谭启维面带歉意地说：“这倒真要感谢两位老人，主要是我工作太忙了。等孩子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我们就做结扎手术，有两个就够了，我们也养不起那么多了。你上床休息一会儿，我去做饭。”
梅丽雅说：“晚上你不要做饭了，我们到街上随便吃一点。房子这么小，我闻不得那油烟味。”梅丽雅这次怀孕比怀上次的反应更大。这次怀孕还特别能吃，谭启维给她买的苹果，她一次要吃两三个，有时睡到晚上十二点钟还要起来吃水果。
她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地对谭启维调侃说：“这是一个来讨债的，我们可能前生欠他的，想吃哪种东西就像猫爪抓心似的，巴不得马上就能吃到。”
谭启维生气地数落梅丽雅：“你说些什么嘛，怀着孩子喜欢吃东西，这是好事，对大人小孩都有好处。”
丙申年仲夏的一天，天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奇特景象。
清晨一轮红日又大又圆，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万丈霞光普照大地，空气格外清新。中午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霹雷中的强光闪电好像扯布一样，要把天空撕成两半。到了傍晚，天空像是用清水洗过了的玻璃，蓝天白云分外明朗，还出现了绚丽的彩虹。太阳还没有落到地平线，月亮已从天空升起，形成了日月同辉的壮观景象。
县政府家属院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我活了八十多岁，这种天气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今年的年景如何？”
因为预产期已到，这一段时间梅丽雅一直住在县政府大院，怕把孩子生在父母家里。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女儿更是不能在娘家生小孩的。家中没有男孩，女儿招了“坐堂女婿”的例外。
吃完晚饭，梅丽雅感到肚子阵阵作痛。
谭启维问：“是不是要生了？”
梅丽雅回答说：“预产期应该还有几天，不过这次怀孕跟怀晓薇不一样，这小家伙特别不老实，在里面经常用脚踢我的肚子。”
说着说着，梅丽雅又哎哟哟地喊叫起来。谭启维见梅丽雅额头痛出了汗，就提出要送她到医院。
梅丽雅说：“你扶我到床上躺一会儿，也许一会儿就好了。”睡到半夜，梅丽雅又疼得在床上翻滚。
谭启维连忙出门向县医院方向跑去。救护车来后，他搀扶着梅丽雅上了车。因为医院的人都很熟悉，下车后直接进了产房。过了一个多小时，助产师出来对在走廊来回踱步等候的谭启维说：“谭主任，恭喜你，生了个胖小子。”
在孩子满月的第二天，他们回到了梅丽雅父母的家，梅丽雅的父亲见到小外孙子，高兴得合不拢嘴，对她的老伴说：“你看这孩子出生时天气多怪，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天气，这孩子也许将来还是个贵人。”
满月后，又牵涉到上报户口的问题，梅丽雅要谭启维给孩子取名字。
谭启维对梅丽雅说：“我们俩也算是半个读书人，男孩子比较调皮，不像女孩子那样听话。你是从医的，我在政府部门上班。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为了让他能健康平安地成长，希望他这一辈子能够慎言谨行，你看就叫谭慎言怎么样？”
梅丽雅回答道：“我看这名字还有点新意，就叫谭慎言吧。”
在中国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习惯根深蒂固，谭晓薇虽然是老大，但谭慎言出生以后，外公、外婆把关爱的重点都转向了这个小外孙。谭慎言到外婆家的当天，外婆给他的左手腕上戴上了银质的镯响铃。
谭慎言从一出生，母亲的奶水就很充足，又有外公外婆的精心照料，长得胖墩墩的，两只胳膊像两段嫩藕。他很机灵，圆圆的脑袋，高高的鼻梁，五官长得也十分端正，红扑扑的小脸蛋上像他父亲一样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老是扑闪扑闪的，仿佛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似的。
他长到两个多月时，会把自己的食指放在嘴里吸吮，会寻音去看人，眼眼直盯盯地瞧着你，嘴里还呀呀说个不停。不论谁抱着他，两只小手总喜欢不停地挥动着，还经常用手掌去拍自己的嘴巴。
这天下班回来，谭启维抱着谭慎言对岳母说：“妈，这孩子五官长得都还说得过去，就是嘴有点大。”
谭启维岳母说：“男孩子嘴大一点好。古人不是说了吗，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个一抹光。嘴大跟他的五官也很相配，你看他的眼睛还有鼻子都得大大方方的，很耐看。”
满百日那天，外婆就把谭慎言抱到照相馆去照相。
长得漂亮的孩子，到哪里都招人喜欢。
照完第一张相后，照相馆的摄影师对谭慎言的外婆说：“这小孩挺机灵的，你把他放在这小车上，我再给他照一张，这一张不收您的钱。如果照得好，我要放大一张摆在我们照相馆的橱窗里。”
照第二张相片时，谭慎言也许是饿了，他把左手的食指塞进嘴里吸吮，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更增添了一种难以捕捉到的童趣。摄影师很快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把这一美妙的瞬间定格在胶片中。
谭慎言的相片被放大摆在照相馆的橱窗里以后，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
人常说，小孩子是愁生不愁长。梅丽雅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很重视给孩子们留影。她认为钱不够花可以节省一点，但相片是孩子们最直观、最真实的成长记录，所以每到谭晓薇和谭慎言生日前后，她总要抽出时间分别带着孩子到照相馆照生日照，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被下放回农村，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才作罢。
谭慎言出生时天气怪异，这孩子也有些不同于别的小孩的地方。从五个多月开始，只要是男人抱他，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只要你向他一拍手，他就张开一双小手，让你抱他。在外公家里平时都是外婆抱的多，如果外公下班回来只要朝他一伸手，他就会扑向外公，外婆再要抱他时，他就不让。外婆把这一有趣的情况告诉了谭启维两口子，梅丽雅和谭启维现场试验，果真如此。
谭启维在单位与办公室的人聊到这一有趣的现象，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有的说，哪一天把你儿子抱过来，我们要眼见为实。
无巧不成书。这天谭慎言外婆出门时将钥匙忘在家里，外婆把谭晓薇交给邻居照看，抱着谭慎言去找他爸爸。老人们讲迷信，认为把没病没灾的孩子抱到医院去不吉利，所以外婆没有抱着孩子去县医院找梅丽雅，也没有到他外公诊所里去找他外公，而是去县政府找谭启维要家里的钥匙。
县政府办公室的人听说谭启维的儿子来了，都围过来要印证一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谭启维刚把手向谭慎言一伸，他很快就伸手扑了过来。大家都说这不算，你是他父亲，他肯定要你抱。后来有人把机要室的黑莲姑叫过来，办公室的一名男同志与黑莲姑并排站在一起，一起拍手喊道：“来——来——来，我抱你。”谭慎言很快地扑向了那位男同志。
看到这种场面，办公室的贺志钢开玩笑地对谭启维说：“谭主任，你这孩子长大以后，肯定不会犯男女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听到这里大家都哈哈大笑，黑莲姑咬着牙，使劲在贺志钢的胳膊上拧一下，说:“你损不损，跟这么小的孩子开这种玩笑！”
闹过之后，谭启维将家里的钥匙从抽屉取出交给了岳母。
谭慎言一周岁时，家里人让他抓周。在他的面前摆放有糖果、红枣、纸、笔、小人书、橡皮小熊。他第一次就拿了一本小人书，家里人认为小人书封面是彩色的，好看他才抓到的。谭启维又把同样的东西重新调换位置后让他再抓，他这次抓到的是铅笔。看到这种情况，他外公高兴地说：“看来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是个读书的料。”
在当地有这样一句话：大来看小时。意思是，一个人将来有没有出息，从他小时候就能看出几分。谭慎言小时候反应就很快，一岁多时，别人问他眼睛在哪里，他就把眼睛眯得很小；问他鉍子在哪里，他就用手把鼻子摸一摸；问他嘴巴在哪里，他就把舌头伸出来，非常逗笑。爸爸、妈妈下班回到家后，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他就点点头。再问他是哪里想，他就用小手指指着自己的小心窝。
小家伙长到五岁时更是惹人喜欢。你要是问一个问题，他那黑葡萄似的眼珠便在眼眶里骨碌碌地转。高高的鼻梁下边，一张大嘴巴，总是笑嘻嘻的。要是不高兴了，嘴巴翘得老高老高的，可以挂上一只油瓶。
不觉间，谭晓薇已经上学了。这天是星期六，谭启维对女儿说：“你今天放学回来早点把作业做完，明天我和你妈带你和弟弟一起到市里动物园去玩。到动物园里你可以看猴子、喂孔雀，还可以看到老虎。”
谭晓薇好奇地问她爸爸：“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动物园，只有市里才有动物园呢？”
谭启维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个县城，县城很小，所以就没有动物园。如果你好好读书，将来考上了大学，还可以到北京动物园去玩，那里的动物可比我们市里动物园的动物多得多。”
谭晓薇天真地回答：“那好吧，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到北京动物园去看好多好多的动物。”
梅丽雅听到这里，对谭启维说：“你明天真准备带他们去动物园玩啊？我看明天我们还是带他们回老家去看看晓薇的爷爷吧，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了，再说慎言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爷爷。”
谭启维说：“也好，不知他爷爷近来身体怎样。我看这样，吃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带点回去，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带着小孩我们要早点返回，要是赶不上班车，我们住宿都是个问题。”
梅丽雅说：“这些你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谭启维对女儿说：“晓薇，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我们回到老家去看爷
爷，下个星期天我再带你们到动物园去。爸爸说话是算话的。”
谭晓薇说：“那你要跟我拉钩。”
谭启维应声道：“好！”
父女两人的小手指勾在一起说道：“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等父女俩拉完钩，梅丽雅对谭启维说：“你怎么在孩子面前没大没小的，要维护做父亲的威严。”
“对待小孩，她犯错误时，就是严厉的父亲；她很听话时，你要把她当成好朋友。”谭启维笑着对梅丽雅说。第二天一早，他们一家就早早起了床，梅丽雅为了让公公高兴，把谭晓薇和谭慎言精心打扮了一番。谭晓薇穿着白色的衬衣，漂亮的花裙子，白袜子，粉红色小皮鞋，头发梳成好多条小辫子。谭慎言戴的是花格的小鸭舌帽，上身穿的是海军衫，下身是背带小短裤，脚上穿的是黑色小皮鞋。
临出门时，谭启维提了两个大包。梅丽雅左手抱着谭慎言，右手拉着谭晓薇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谭启维问梅丽雅：“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东西，这么几大包，还这么沉？”
梅丽雅说：“给咱爸买了几件衣服和鞋子，还有些吃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颠簸，公共汽车终于到了目的地。好在公路离谭家湾不远，下车后他们很快就到了家。
人是隔代亲，谭元亨见到了孙子更是喜出望外。这位不善言辞的老人，一见到谭慎言便将他抱在怀里。也许是血缘关系的缘故，谭慎言见到这位穿着破旧的老人，也没有表现出陌生的表情。
梅丽雅让老人把谭慎言放下后对他说：“爸，这是我给您买的衬衣、秋裤还有鞋，您不要放着，平时就穿上。”
谭元亨看到儿媳妇又给他买黄胶鞋就说：“这褂子我倒是可以穿。你买这么贵的胶鞋干什么，浪费那钱，启维不是给我买过一双吗，我还放在家里没有舍得穿。”
梅丽雅说：“这胶鞋比布鞋耐穿。”说着打开提包，拿出带回来的食物就进厨房做饭去了。
吃饭时，谭元亨对梅丽雅说：“你们不要总惦记我，我会照顾自己。庄稼人有穿的就行了，你们在城里开销大，现在又有了两个孩子，以后花钱的地方很多。启维找了你这么贤惠的媳妇，我在村子里也露了脸。我现在有了两个孙子，比你们给我买吃的买穿的更高兴。”
多年来，谭元亨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吃完饭，收拾完，也许是见到了两个孙子，话比平常多了起来，他们坐在一起又说了一会儿话。出门时，谭元亨把谭慎言抱在怀里，把他们送到公路边，直到一家四口乘坐的公共汽车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后才返回村子。
当初谭启维考上大学时，村里人都羡慕不已，特别是谭启维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工作后，春风得意，一路顺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入了党，这对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来说真可谓是凤毛麟角。工作几年后，他又被提拔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的工作，又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很惬意。
在农村人眼里，谭启维就是进了过去的“大衙门”。村里有的人就很羡慕地说：“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谭启维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还是进城“吃快活饭。”
过去交通不便，人们的活动半径很小，见识也很有限。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县城，在他们的想象中，县城就是当地的“小北京”。村子里有的人只要到了县城都要去看看谭启维。一来是想看看县政府是个什么样子，二来也有一种炫耀的成分——我们村子里也出了个“大官”，在县政府工作。
对来看望他的人，谭启维都给予热情的接待。
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一九五七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妄图以西方的民主制和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此，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
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更加荒唐可笑的是，当时还给每个单位分配右派的名额。在这种形势下，对划谁当右派，只要“反右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在一起一商量，甚至是运动领导小组“一把手”的个人意见，三言两语就可以定案了。
谭启维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运动刚开始时，他对这场运动的意义理解不深，对什么是右派也搞不清楚。他既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公开鸣放，他在组织本办公室的人员学习的会议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县政府不存在反党的人，更不存在右派。再说“反右运动”又不是搞工农业生产，不能规定指标。”最后他只指出了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并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引以为戒，做好各自的工作。
办公室的杨新国对当初谭启维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早就心怀不满，于是将谭启维在办公室学习会上说的话，故意添油加醋地扩散了出去。
第二天县委大院就出现了批判谭启维的大字报，两天以后大字报糊满了县委办公楼前面所有的墙壁。有的在大字报里指责谭启维对这场政治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发表的言论与上级的要求相悖。指责谭启维提出的问题也是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是在“走过场”，对这场全国性的严肃的政治运动采取的是一种应付的态度。
还有的人对他的批判更为严厉，说他身为县政府主持办公室工作的负责人，把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视同儿戏，在耍“滑头”。更有甚者，在大字报里指名道姓地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表面上伪装积极，混入党内，内心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仇视。
一位领导在全体干部会议上，对批判谭启维的大字报进行了初步的肯定，要求他本人作出深刻的检查。
有了一次作检查的教训，谭启维感到再不跟上运动的形势就要落后，凭着年轻人的正直和热情，他对县政府工作提出了几条意见：一是县政府个别领导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以后，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反映县政府像过去的“衙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二是县政府有的领导满口空话，政策水平低，不注意学习，应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三是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在生活上搞特殊化，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四是县政府对民政工作不够重视，口常工作中是指责的多，指导的少。强调的多，支持的少，使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中国，做人是人生的一大学问，一辈子也学不完。尤其在政府机关工作，首先要学会的不是怎样去做事，而是要学会怎样去做人。做事的能力差一点不要紧，但不会做人就要吃大亏。由于年轻，有的事谭启维并不懂得，但等他懂得了，为时已晚，并且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谭启维刚到县政府上班时的那位县长，因为年龄已到，在“反右运动”开始之前已退休。现任的县长叫武圣明，是从地委派来的，对谭启维还不是很了解。谭启维虽然已在县政府工作多年，但官场的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潜规则他又不懂。每次给这位新任的县长起草讲话稿时，他都是亲力亲为，并且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不会有意留下几个十分明显的错别字让领导去修改。更为幼稚的是，他对这位新任县长修改后的稿子也不会当面大加奉承，有时还与领导探究对错，因而给现任县长留下了“恭谦不足，恃才傲物”的不良印象。
谭启维提的这几条意见更是触动了县长的神经，也有个别领导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有的意见是针对自己而提出的。一位领导干部在县政府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名道姓地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我们县政府不是生活在社会生活的“真空”中，同样存在“左”“中”“右”三种倾向。谭启维从“反右运动”一开始态度就不端正，先是敷衍应付，所发表的言论与上级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特别是让他作了检查以后，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从他提出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是为了发泄私愤和个人的不满，丑化党的政府机关，攻击县政府领导干部，离间党群关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因为谭启维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是县政府全体干部会上第一个被点名批评的人，多数人在提名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好像谭启维是县政府给大家树立的一个“活靶子”，只有瞄准他，目标就正确，命中率就高。由此也印证了人们常说的“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那句古话。
“反右运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县政府的正常工作近乎停滞，每天上班基本上只有两件事——学习文件，找出右派。县政府这个只有两百多人的机关，第一批就有谭启维在内的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谭启维起初感到十分委屈，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虽然自己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党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他怎么会是右派呢？运动刚开始时说他揭露问题轻描淡写，态度不端正；可他为了跟上运动的发展形势，提了几条实质性的意见又说他反党。他究竟要怎样干才算是对的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十分苦闷悲怆的情况下，谭启维去找黄副县长。
黄副县长对他说：“小谭，你以后尽量少来找我，我们接触多了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你没有看到县政府的院子里已经也有批判我的大字报了吗？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呀！”
为了争取早日过关，尽量达到让大家认可自己对错误认识深刻的目的，白天谭启维已是不敢轻举妄动了，他只好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去统战部也已被定为“右派分子”的苗卫智的家。商讨如何认识错误，如何尽快渡过目前这一难关。
苗卫智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自我保护的经验比谭启维要老道得多。他采取的是遇险自保、逢危自弃的办法。他怕受牵连，也是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将谭启维晚上去他家的事，在第二天早晨上班后向领导作了汇报。
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又在大会上批判谭启维不老实，企图在右派之间订立攻守同盟。
谭启维知道，现在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只有接受没完没了的检查和批斗。
谭启维心里想：纸里终究包不住火，雪地里埋不住死人，现在看来想瞒妻子也是瞒不过去了。
这天晚上，谭启维哄了孩子们睡觉后，对梅丽雅说：“县城就这么大，我的情况你可能或多或少地听说了。我当时想得过于天真，认为自己一没有杀人，二没有放火，三没有反党，就算是说了几句错话，给个处分，顶多行政降级事情就过去了。现在看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我前面是难以自拔的泥潭，还是万丈深渊，我也不知道。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我们离婚吧，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梅丽雅瞪着眼睛对他说：“如果我们离了婚你的事情是不是就完了？如果是这样，我可以马上签字与你离婚。”
谭启维说：“丽雅，从你跟我谈对象开始，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你就顶着别人的议论和社会歧视的压力，结婚后也没有过上几天顺心的好日子。现在我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有天大的灾难让我一人来承担，不要因为我连累你和孩子呀！”
梅丽雅说：“我来问你，你要说心里话，我如果遇到飞来的横祸或者是得病瘫痪在床，你是不是要另起炉灶再成家？”
谭启维说：“那你就看错人了，我要是做那种事，不是出门叫汽车撞死，就是天打五雷轰。”
“那你不是叫我天打五雷轰吗？！”梅丽雅反问他。
谭启维说：“你的情况与我不一样。人们常说宁愿死个做官的爹，不能失去一个要饭的娘。你是母亲，孩子离不开你。”
梅丽雅说：“在这种时候你不要强词夺理。爸爸、妈妈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哪一个都不能失去。我是你妻子，从我与你结婚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想过离婚，我们家上下几代人也没有这个传教。不说是我，就是我父母这一关也是通不过的。不论你将来怎样，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这就是命。我没有埋怨你，我认命还不行吗？”
人们总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可谭启维妻子在他危难之时，更显示出了她的体贴和温存。他提出离婚虽然并不是他的本意，可那是万不得已而提出来的呀。他在心里告诫自己：纵然是赴汤蹈火，也要挺过这一关，千万不能再向她提出离婚，更不能有轻生、走绝路的念头。
领导找他谈话大约一个月后，“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给谭启维出具了书面结论，并提出了处理意见：“谭启维出身地主家庭，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由于土改时家庭财产被清算，地主成分的父亲又被人民政府管制，因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参加工作以后，为了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伪装积极，混入党内。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开除谭启维党籍，开除行政公职，进行劳动改造。”
在处理决定宣布之后，由县政府人事局局长向家运将他送到县公安局看守所。
“反右斗争”进行到第二年，看守所已是人满为患。在这种情况下，看守所决定把与谭启维一批先进来的犯人们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这天，梅丽雅利用有限的探视机会带着女儿谭晓薇去看望谭启维。当谭晓薇看到父亲这个样子，都不敢往跟前靠近，用一种诧异的眼光，手抓住母亲上衣的右下前襟，躲在母亲的背后偷偷看着眼前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怪人”。
梅丽雅虽然多次让她叫爸爸，她就是不敢叫。
谭启维上前准备用手去抚摸她的脸时，吓得谭晓薇号啕大哭。
梅丽雅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两眼凹陷、颧骨突出、目光呆滞，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拉着孩子回到县城，直奔县长的办公室，她质问县长武圣明：谭启维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他与一些流氓惯盗关在一起？
武圣明县长见她怒气冲冲的样子，边拍桌子边用食指直指着她的脸，咆哮道：“我本来想与你好好谈谈的，你看你，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一副泼妇的模样，一个右派的家属有什么资格在政府机关撒泼？我现在明确告诉你，谭启维戴的这顶“右派”的帽子是永久的，他是永远也摘不掉帽子的右派。至于你问我为什么要把他与流氓惯盗关在一起，这是专政机关的事，你去问他们。同时，我还要提醒你，县医院也属于县政府领导，它不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你在政治上要与谭启维划清限界，你这样下去也很危险！”
在县长发怒狂吼之时，女儿谭晓薇又一次吓得直哭。
梅丽雅失声痛哭地带着孩子离开了县政府大院。看到还在哭泣的女儿，她又猛然想到，孩子还小，当初只想带她去看爸爸，没有想到这种场面不但会吓着孩子，还会对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
在这个劳改农场待了半年多以后，谭启维和全县新划定的近百名右派分子又被集中发配到了另一个新建的劳改农场，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更加恶劣，住的是芦席搭起的工棚，睡的是稻草铺在地上的大通铺，吃的是红薯干拌陈化了的糙米饭，副食就是开水煮白菜或者是萝卜，上面飘着的几个油花花，即便是学龄前的儿童都能数得清楚。
繁重的体力劳动，犯人们普遍感觉吃不饱。羁押在这里的犯人们既饿又累，个个面黄肌瘦。后来普遍浮肿，小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半天也起不来。
这个新建的劳改农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当地农民有一个说法:“谷子落泥一百天。”说是一百天，其实晚稻从谷子落泥到收割要三个多月。早稻在四月中旬开始插秧，五月一日前必须插完，到七月中旬早稻要收割完，八月一日之前要把晚稻插完。超过了这个时间，稻子的收成就不好。
当时是八月中下旬了，已过立秋，可是劳改农场的管教人员突发奇想，安排搞水稻点播。所谓水稻点播，就是不经过育秧，把已经用水泡得发了芽的稻种直接播种到平整好的水田里。这种种植方法，水稻的收获期当然要比插秧的水稻要长一些。按生长期计算，到水稻抽穗的时候应该在十一月下旬，也就是霜降。
所谓“霜降”，顾名思义就是地降有霜，气温下降，水稻根本不会抽穗。在这种时候搞点播水稻，只要稍懂一点农业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荒唐之举。
稻苗长出水面以后，劳改农场的领导就命令劳改人员端着脸盆大把大把地往点播稻田里撒尿素，过不了半个月又命令继续往田里撒化肥，还美其名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大量化肥施下去以后，秧苗疯长，不到一个月就窜起一尺多高。别的劳改农场还专门来到这里开现场观摩会。
可是到了秋后，除了稻草，一颗稻谷也没收到。这场荒唐的闹剧，只好在无言的结局中悄然地自生自灭。
谭启维原来很棒的身体，几年时间下来就垮了。但是为了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仍然拼命大干。在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都是你追我赶，作为专政对象更是要舍己忘身，谁落后就要挨斗，拉犁、挑水粪干这些重体力活都是小跑，体力的透支到了极限。
有的年龄大，身体状况不好的右派分子受不了饥饿和劳累的煎熬，在收工的路上就像突然中风的病人一样，来不及挣扎就倒在地上。
蛇虫蚂蚁都贪生怕死，对于人来说，如果用自残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谭启维虽然发誓过要坚强地活下去，但在这遥遥无期的非人生活现状面前，还是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想一死百了。冷静过后，他想到年迈的父亲，还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又打消了这种念头。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从梅丽雅与县长武圣明发生争吵以后，县长将梅丽雅在县政府哭闹的情况通知了县医院。医院在指定专人与梅丽雅谈话以后，要她针对自己的问题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接受批判，至于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根据她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程度而定。
梅丽雅同意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接受批判，但她对组织上有两个请求：一个是希望要对她的父母亲保密，谭启维出事以后，两位老人已经受了不小的打击。如果再让两位老人知道她现在的情况，这对两位老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不要告诉谭启维，这样有利于他好好地劳动改造。
梅丽雅在医院全体职工大会上接受群众的批判以后，县医院在请示县政府后将其定为“内控坏分子”。梅丽雅在定为“内控坏分子”的同时，工资下降一级。
梅丽雅的母亲因为是家庭妇女，对外面的事知道的不多，女儿接受批判，工资下降一级的事她根本不知道。梅丽雅的父亲虽然天天与求医者打交道，但人们还是善意地瞒着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
只是谭启维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妻子的事，这次他的精神彻底地崩溃了。他一个人来到劳改农场的后山腰，歇斯底里地大喊道：“苍天啊，你太不公了！有什么灾难就冲着我来吧，为什么要殃及我的妻子。为什么让我这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老天呀，你要是真的能显灵，你快快让我患上绝症死吧，这样比自杀好。”喊完后，谭启维面向家乡，双膝下跪，前额顶地，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嘴里重复地喊着一句话：“让我快死吧！让我快死吧！”直到有一位犯人发现他跪在那里，在他的劝说和搀扶下回到了监舍。
兔子急了也咬人，人在绝望的时候，往往也会做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谭启维从此根本不配合改造，由原来的沉默变成了公开的对抗，就是对他进行体罚也不屈服，甚至对管教人员说：“我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我现在已经是生不如死，只要不连累家人，你们把我枪毙算了。如果你们把我枪毙了，我在阴间还要感谢你们。”
县公安局找到县医院领导，要求梅丽雅去做谭启维的思想工作。自从梅
丽雅被定为“内控坏分子”后，医院的各种政治学习不让她参加了，好事轮不上，坏事躲不掉。原来与她亲密无间的魏玲熙等朋友也有意疏远她，她心！中早已积淀了很多的怒火。
医院领导找到她后，她怒从心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冲着医院领导说：“你让一个“坏人”去做“右派”的思想工作，你不觉得很滑稽、很好笑吗？”
医院领导见她像发了疯一样，只好说：“你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你这样下去也很危险！”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所有的政治口号都是配合当前的政治形势，为目前的政治运动服务的。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因“战备需要”，提出要疏散城市人口。
梅丽雅尽管是医院里的业务骨干，但像她这样戴着“内控坏分子”帽子的人，理所当然的是首当其冲。当县医院领导告知要把她们一家下放到农村时，她当时没有表态，但想到这是大事，又到劳改农场找谭启维商量。
这些年来，谭启维从来没有照过镜子，他也不知道这艰难的岁月是怎样地在改变着他的面容。梅丽雅这次见到他时更是吓了一跳，他的眼窝、太阳穴和两腮明显比以前更加凹陷，好像是一具能行走骷髅！
谭启维听完梅丽雅诉说这次的主要来意时，他当时的态度很明朗，对梅丽雅说：“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他们只不过是通知你一下，履行一个程序罢了。你到县政府去要求一下，看能不能让我也能遣送回原籍，如果他们要是同意，我就谢天谢地了。我从被关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给我一个说法，就是判刑都有个期限，我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现在这个劳改农场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倒成了这里的“老人”了。丽雅，你跟着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邪霉，我欠你的，看来这辈子我是还不完欠你的债了，只有来生变牛做马再给你还债吧！”
梅丽雅打断他的话说：“现在说这些没有用的话干什么，难道农村就不是人生存的地方。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我们到农村去就和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有多好啊。再说城里只知道天气转凉了，变热了，根本不知道季节的变换。我们到了农村就知道“立春”了该种什么，“小满”了该收割什么，一年二十四节，每个节气都很分明，我还真的向往农村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团聚，什么样的委屈我都愿意接受。我是这么想的，回到农村就是受苦受难，我们一家人还可以生活在一起，再一个对你老父亲也有个照应。
你不要有什么难过，我也想通了，这对我们也许是因祸得福。人生不就是上尽孝道，下付关爱吗？启维，人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快乐。唐僧是受了多少磨难才修成正果，我们就是当今的唐僧，但愿有朝一日我们也能修成正果。”
两口子也许是很久不在一起了，梅丽雅很珍惜这个难得的见面机会，滔滔不绝地对谭启维诉说着，宽慰着他。
谭启维问梅丽雅：“黄副县长现在的情况怎样？”
梅丽雅回答他：“黄副县长听说也被打成右派了，当初对你的器重，或多或少对他也有些牵连，可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
谭启维这时悄悄地说：“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远离人类，但与外界几乎是隔绝了，外面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有脸不要脸了，我转而一想，还得利用一下你父亲的面子，我知道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求过人，你就让他老人家放下脸面求求人吧，让我到农村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在县城里认识的人多，人缘也好，只要他开口，我相信会有好心人给他帮忙的。”
梅丽雅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我们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临分别时，梅丽雅将放在地上的一个提包拿起来交到谭启维手中说：“我给你带来了一点吃的，我知道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吃的东西！”
谭启维接过那提包后，按照这里的规定，他将那个提包送到站在不远处一位监视他的管教干部面前。那位管教干部将提包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桌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也一一撕破密封，就连那玻璃瓶装的罐头，他也要撬开盒盖，用食指往里蘸蘸，然后再用舌头舔一舔。检查完毕，用许可的眼神示意谭启维可以拿走。
梅丽雅从劳改农场回到家后，向她爸爸说了谭启维的想法。听完女儿的请求后，老人来不及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用衣袖擦拭着眼泪说：“前些日子，公安局长带他的老妈到我这里来看过几次病，他老妈的病好了以后还专门来感谢过我，我去找他看看。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只要有可能，我想他会给我帮这个忙的。”
梅丽雅现在已不用上班了，待在家里等消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思维也跟着荒唐起来。从“米箩跳到糠箩”本是一件不幸的事，可当梅關雅听父亲说谭启维也可以遺送回原籍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的消息后，她笑出了声。这是从谭启维被打成右派以来，她第一次笑。不过，这笑声让人听到后心里有些发怵，让人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谭启维从劳改农场回来后，怀着一种复杂而又难堪的心情来到了老丈人家。喜的是虽然经过了多年非人的磨难，现在全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愧疚的是自己给梅丽雅和孩子们、甚至给梅丽雅的父母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
谭启维见到梅丽雅爸爸、妈妈时，刚想对两位老人说些歉意的话，还是梅丽雅的爸爸先开了口：“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我们老两口绝不会因此而嫌弃你这个女婿的，这个你放心。”
梅丽雅的母亲打量着谭启维，看到当初这那个精明能干的女婿被折磨成这样，不禁老泪纵横，哽咽着一句话都没说就进伙房做饭去了。
谭晓薇和谭慎言在妈妈的召唤下来到了谭启维的面前。当梅丽雅让他们喊爸爸时，两个孩子从上到下打量着眼前这位像要饭的人，谭晓薇到底是长大了，很勉强地叫了一声爸爸，而谭慎言因为多年没有见过父亲，看了谭启维一眼，双手紧抱着妈妈的右腿，头却向后扭了过去。
梅丽雅的母亲做了几个谭启维喜欢吃的菜，梅丽雅的爸爸拿来了他亲手炮制的药酒。他正要给谭启维倒时，谭启维却推辞说不喝。梅丽雅轻声对他说：“你和爸爸快有十年没有在一起喝酒了，今天陪爸爸喝一点吧。”
谭启维习惯性地弯腰站立端起酒杯时，眼泪已经掉到了酒杯里，他只向老丈人做了一个敬酒的动作，一句话都没说，连酒带泪一起倒入了口中。
这顿饭好像是“哑巴聚会”——没有话语，没有笑声。就连谭晓薇也只顾低头吃饭，吃完饭后就悄悄离开了饭桌，带着弟弟到后院子玩去了。
晚上，梅丽雅的母亲把女儿叫到自己的卧室对她说：“丽雅，启维这是遭受了一场劫难，你现在对他更要体贴一点。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道理我懂，他一没有偷，二没有抢，命该他倒霉。你告诉他，他没有给我们老梅家丢人。我只相信一点，乌云永远是挡不住太阳的，阴天终会要转晴。再一个你们到农村去，条件会更差，咱家里有什么用得着的你就带走，我和你爸都是黄土埋到脖子下面的人了，今晚闭眼睡觉，明天早上还不知道眼睛能不能再睁开。我和你爸走了以后，到时还不都是你们的。”
谭启维带着妻儿十分狼狈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黎明前的黑暗孕育着晨曦的曙光，但它又被更加浓厚的阴霾所遮挡。
人的舌头是扁的，村里的人看到他们一家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说什么话的都有。有的人表示同情，有的人还有点幸灾乐祸。谭启维的父亲看到儿子一家人的境况，虽然伤在儿身，却痛在父心，可能是他这一辈子经历的磨难太多，对眼前这一切表现得却比较坦然。接过儿子的行李后，他默默地收拾着屋子，给他们准备晚上住的地方。
因为要吃粮，谭启维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是到生产队长谭良模家去报到。
谭良模面对这样一个右派分子，官腔官调地对谭启维说：“你的事我在大队开会时就知道了，你还得尽快到大队去报告一下，证明你是按时回到村子的。”
谭启维连忙弯腰回答：“是，是。”
谭启维到大队见到大队支书程西良后，程西良对他说的都是“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这类当时十分流行的套话。
当初谭启维要求从劳改农场回到老家，一来是可以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二来是想到了老家以后，都是乡里乡亲的，他的外围生活境况也许会有所改善。其实，他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以他本人的境况，他与父亲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照顾，只不过是天天可以见上面，生活在一起罢了。
谭启维在县政府工作时曾经接待过、并且关系都不错的乡邻，他回到村子以后，有的人怕惹上是非，不敢与他亲近，在村头路尾见到谭启维就像陌生人一样，不敢与他打招呼；有的就像躲瘟疫一样，远远地躲着他。还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对他一家人说三道四。
谭启维体会到了人情的淡薄，世态的炎凉。
人常说：人可以改造环境，但环境也可以改造人。经过艰苦岁月的磨炼，梅丽雅身上一点没有了城里人的娇气，炎热夏天的晌午，别人都在家里休息，她却顶着烈日与谭启维和公公一起到自家自留地里侍弄着蔬菜，傍晚别人放工以后都回了家，她还是要与丈夫和公公到自留地里干活，因为自留地里的蔬菜长不好，这个五口之家就没有菜吃。
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往往潜藏着极其刚强的一面。为了能让老公公最大可能地享受到天伦之乐，为了鼓励丈夫精神上不要消沉，为了能使一双儿女健康地成长，梅丽雅咬牙支撑着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度过那最为艰难的岁月。不管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但她的嘴里从来没有吐出过半点怨言。
谭启维的老家虽然属于丘陵地区，但群山连亘，大地宽厚。在农业社的时候，每天早晨露水还没有散去，生产队长就催着社员们出工。村民们早早到地里干活，路边野草上沾的露水浸透了他们的双手，裤腿早已湿到了小腿。
社员们虽然每天要在田地里劳作十几个小时，但因为吃的是“大锅饭”，有的人是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玉米、红薯为主食都不够吃。一个劳动日只有两角多钱，一年人均收入不到一百元钱，吃盐、点灯的煤油钱都是问题。
这种情况印证了谭慎言的爷爷悄悄在家里说的那句话：“你不把地当个宝，地就让你吃不饱。”
由于粮食产量低，在那“以粮为纲”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只有扩大种植面积，到处是围湖造田，开荒种地，搞人造小平原。自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以来，生态环境又一次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粮食产量更低，形成了恶性循环，既不增产，也不增收，农民的经济收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因为谭启维是右派，生产队长给他们定的工分标准也较低。生产队给男青壮年劳动力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十个工分，女劳动力每天八个工分。而生产队长给谭启维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八个工分，与农村女劳动力的工分标准一样，比其他男劳动力每天少两个工分。梅丽雅从小在城里长大，干农活确实也不如农村妇女，生产队长给她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六个工分，也就是和农村十四五岁女孩子拿一样的工分，比同龄的妇女每天少两个工分。两人每年合起来比同村同等同类劳动力要少挣一千多个工分。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人的命一贱，身体也就硬朗起来了。谭启维和梅丽雅从回到老家以来，每天虽然面对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那几年两人竟然没有得什么病，全家也很平安。
在农业大集体的年代，工分就是粮，工分就是钱，工分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当时农民的口粮分为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粮两种。一般为三七开，有的社队实行四六开，这倒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谭启维的生产队恰恰实行的是三七开，也就是说劳动工分粮占的比例大，这对工分标准被定的较低的谭启维一家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工分拿的少，分到的工分粮就少。
谭启维夫妻两个劳动力定的工分标准都比同类社员低，每年的收入自然就比别人少，工分粮也分得少。由于长年缺乏营养，肚子里没有油水，吃得更多。粮食不够吃，家里经常喝那种一吹三波浪，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回到老家后，谭启维鉴于自己的身份，每天忙完农活后，从不到别人家去串门。人穷孩儿密，儿多母更苦，这在当时农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谭启维夫妇只有一儿一女，孩子不算多。只是因为村里人的歧视，他家的经济条件比别人家更差。
谭慎言上学时，因为家庭贫寒没有新衣服，身上背的是母亲在煤油灯底下缝制的土布书包，但他很懂事，从不嫌弃。聪慧的小慎言刚上学时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天资。刚开始学习汉语拼音时，谭启维发现他的声母、韵母发音都很准，只是由于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发音的声调掌握得不好，谭启维告诉他：“拼音识字，光把声母、韵母读对还不行，还要掌握好声调。教他读声调的规律是“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
谭启维用“品”字的声母、韵母用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分别读出了“拼、频、品、聘”四个不同的字作示范，谭慎言很快就掌握了四个声调的读法。学会了汉语拼音，这为他查字典识字提供了方便。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时候城乡差别很大，城里的孩子平时还能吃上水果糖，家境好的还能吃上奶糖，但农村的孩子一年也吃不上几颗水果糖。
这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货郎，来到村口的一棵大枫树下停了下来，手中摇着“拨浪鼓”招引人们。货郎用自己熬制的红苕糖换取废旧物品。孩子们有的从家里拿来了旧胶鞋底，有的拿来了破布，有的从家里找了点破铜烂铁，有的甚至是女孩子们剪下的长辫子来与那货郎换苜糖。
嘴馋是小孩的天性。谭慎言回家给妈妈说了以后，梅丽雅看到儿子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便给他找了一双破雨鞋去换红苕糖。
货郎收了谭慎言那双破雨鞋，敲下一小块红苕糖，正准备递给他时，—个叫谭新河的孩子连忙从那货郎手中夺下那一小块红苕糖，塞到了自己的嘴里。
谭慎言眼睁睁地看着谭新河有滋有味地嚼着红苕糖，只好站在那里用舌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咽了咽口水后悄悄地离开了。像这样平白无故受人欺负的事，在他的童年经历得太多太多。男孩子毕竟要比女孩子调皮一些，比谭慎言小的男孩子有时都欺侮他，谭慎言准备还手时，只要那孩子喊一声:“你是个右派的儿子！”他就不敢还手了。
谭慎言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他在外面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欺负，回到家里从来不向大人诉说。他知道，就是跟大人说了也保护不了自己，还得让父母生气。
其实谭慎言在外面受人欺负，谭启维两口子是知逍的，所以他们一般不让谭慎言出去与村子里的男孩子在一起玩，免得招惹是非。
谭启维夫妇俩虽然身处逆境，但对小孩的教育很重视。他们把整个心思放在维持全家生计和培养两个小孩子的身上。他们'人为“字”是一个人的门面，一有空就教谭慎言和他姐姐描红。
描红，就是初学者在写好的红字帖上沿笔迹用毛笔描写。
谭启维用红笔在白纸写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让他们姐弟俩在红字上面描。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个孩子就有了一些长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他们写字的姿势也正确了，能做到头正、身直，执笔的方法也很标准。本着由易到难的方法，谭启维又教他们学习临帖。
为了省钱，谭启维买了六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裁成练习本，用铅笔在纸上划好米字格，让谭慎言和他姐姐开始看着字帖一笔一画地写。这种方法有利于掌握字的笔法笔意。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又循序渐进地让他们开始背帖。就是在临帖的基础上把字帖去掉，根据自己的记忆，回忆字帖上的字形，将其写在纸上，这是培养孩子掌握字形结构的一种方法。
谭启维教他们姐弟俩说：“你们要记住，干什么带技巧的事.记忆是基础，你记不住就做不好。写字也是这样。你只有把字帖上每个字的结构、特征记住了才能做到“成形在纸，成字在胸”。只要你们有恒心，坚持练习，写一笔好字就不成问题了。只要你们的毛笔字写好了，钢笔字自然就好了。但是你的钢笔字写得好，毛笔字不一定能写好。”
谭慎言的爷爷没有上过几天学，由于没有什么文化进而影响到他对有些事情的看法。联想到谭启维所受的磨难，错误地认为是读书读多了才造成的。
谭元亨还认定一个死理：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有文化的人。如果谭启维当初不读那么多书，本本分分地在家里当农民，就不会招来那飞来的横祸，所以他对两个孙子的学习好坏根本不在意。
穷人家的孩子知甘苦，深知生活之不易。谭晓薇对谭启维说：“爸爸，如果我和弟弟有空就练字，那要多少纸，多费钱啊？”
谭启维对谭晓薇说：“这个你不要操心，你们小学旁边中学的鲁良纯校长是我上高中时的同学，我们的关系很好。只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好，来往不便了。你可以去找他，说起我的名字他就知道了。就说我让他把旧报纸收起来不要扔了，你要练字用，他会给你的。师傅领进门，成才在各人，以后你们有空就自己练，行与不行完全看你们自己了。”
经过一年多的练习，谭晓薇和谭慎言姐弟俩的字有了很大的长进。特别是谭慎言看到自己写在废报纸上的大字也很好看时，更有了练字的兴趣。只要是下雨下雪天又不上学，他就在家里自己练毛笔字，楷书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照着家中的字帖开始练习行书，这种情况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为了能分到多一点的工分粮，谭启维要求生产队让他家养一头牛，这样谭晓薇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放牛，每年可为家里多挣点工分。
牛，在农民的心里是一个宝贝。尤其是谭晓薇的爷爷，一辈子与牛打交道，对自己家养的这头母牛更是爱护有加。
最初谭晓薇出去放牛时，爷爷都要叮嘱她：“要到有嫩草的地方去放牛，要等到牛背上的两个凹坑平了才能回家。”这头母牛在他们一家的精心词养下，长得很健壮，不久就生下了一头小牛。多了一头小牛，生产队每天又可以多记一个工分。
谭启维全家对这头小牛更是给予了特别关爱。农村放牛都是在早晨和后半下午，因为上午和前半下午牛要耕地。原来母牛没有生小牛时，谭晓薇可以利用早晨和下午放学后去放牛。现在有了小牛，放牧时，母牛吃着草，小牛不时半跪在母牛的身下，用头将母牛的乳房部位使劲往上一拱，刺激着奶下来，吃着母牛的奶。小牛吃奶时，母牛经常回头用嘴在小牛的小尾巴处嗅一嗅，在它身上舔一舔。有了小牛吃奶和打扰，放牧的时间比原来自然要更长些，下午她就不能去学校上课了。
这头小牛在全家的精心饲养下，长得很快，每天谭晓薇牵着母牛去放牧时，小牛就跟在母牛后面奔跑。小牛虽然长得很快，但由于谭晓薇长期只能上半天学，她的学习成绩拉了下来。学校老师知道她的情况后倒是很体谅，没有批评她。只是谭晓薇自己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由于下午没有去上课，有的作业根本不能独立完成。
面对这种情况，这天在谭启维下午收工回到家后，梅丽雅跟他商量：“让晓薇退学吧，一天只上半天课，学习肯定赶不上。最重要的是如果母牛奶水不足，要是小牛没有养好，我们怎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这个罪过我们是负不起的呀！”
谭启维听后为难地说：“我们怎么好开口给孩子说呀，她这么小，读书又读得这么好，我是开不了这个口。”
“我去跟她说吧，叫她认命就是了。”梅丽雅说。
梅丽雅与谭启维刚说让谭晓薇退学的事不一会儿，谭晓薇就从外面放牛回来了。
梅丽雅吞吞吐吐地想对她说什么，但话又没有说出来。
谭晓薇很懂事，见到母亲这种欲言又止的表情，知道了她想说什么，就很痛快地说：“妈，您是不是想跟我说退学的事？就是您不给我说，我上完这一学期也是要准备退学的。你们就让弟弟好好上学吧，我们全家将来要靠他。农村里有的女孩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我还上了这么多年，比她们强多了，我明天就去给老师说退学的事。”
梅丽雅面带歉疚的表情对她说：“乖姑娘，这一学期也只有一两个月了，你把这一学期上完再说怎么样？”
谭晓薇回答她母亲：“多上一两个月有什么用，反正迟早是要退学的。”梅丽雅转身躲到房子里捂着嘴巴低声哭泣，她是怕女儿听到。
天黑了，谭启维从自留地里干活回来，谭晓薇连忙迎上去说：“爸，你快去劝劝我妈，叫她不要哭了。”
谭启维一进屋，梅丽雅边哭边说：“这姑娘太懂事了，她要是跟我犟犟嘴，我心里也要好受些。她怎么就不跟我犟句嘴……”
谭启维安慰梅丽雅：“你也不要哭了，谁叫她生错了人家。这是命！”谭启维本人横遭不幸，但他的两个孩子足以让他在人前引为骄傲。谭慎言从小很聪明，做什么事都喜欢观察和琢磨。不光读书成绩比好多孩子好，就是玩耍也比一般的小孩玩得有名堂。比如，他小时在池塘里打水漂就比其他小孩都打得好。打水漂时，他很注意瓦片出手的角度，别的小孩一次只能在水上打几个水漂，他一次就可以打出十几个，在水面上留下长长的一串小波纹。
男孩子毕竟调皮些，谭启维夫妻俩怕他到外面跟其他孩子打架，招惹是非，放学后一般不让他出去玩。谭慎言除了与姐姐玩外，大多数空闲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自己玩。
转眼又到了冬天。麻雀不同于其他的候鸟，有的候鸟在气候不适合它生存的时候就飞到了别处，只有麻雀坚持不离故土。那时人们把麻雀列为“四害”，到了冬季，尤其是天下大雪的时候，麻雀的觅食场所减少了，谭慎言便在自家门前的雪地上扫幵一块雪，支上竹筛，在筛子底下撒上一点粮食作为诱饵，待麻雀到筛子底下觅食时，就拉下支杆，麻雀被扣在了筛子底下后，再去捉住它。
谭慎言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弓，上衣口袋里装着用作子弹的小石子，不时地对着树枝、屋脊上停留的麻雀射击。他打弹弓的水平很高，只要出手，一般就能射中麻雀。正因为他弹弓打得准，家里人怕他伤着人，就把他的弹弓收缴了，不让他玩。
谭慎言不但聪明，还有一个过人之处一听力超常。哪怕是一根绣花针掉到地上，他都能听见。
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星期天不上学时，谭晓薇就全天参加生产劳动，由谭慎言去放牛。有一次谭慎言雨后初晴去放牛，走到山溪边时，听到小水潭里发出嘣嘣的响声，他好奇地走去看个究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生产时农药、化肥用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对许多水生物影响较小。人们根本不去捉乌龟，因此繁殖得很快，也特别多。如果下一次大雨，小山溪的乌龟就寻找水源，便越集越多。
当他走到小水潭前，只见小水潭四周全是乌龟，简直成堆了。它们互相挤压，下面的乌龟一翻动，上面的乌龟就滚落，乌龟壳撞乌龟壳，翻翻滚滚，碰碰撞撞，原来那声音是这样发出来的。滚落在旁边的乌龟有的四脚朝天地划着，那情景确实令人发笑。
这个水潭周围的乌龟有七八十只，最大的有三斤多重。谭慎言脱掉长裤，把两只裤脚扎死，挑最大的抓，不一会儿两条裤腿都装不下了。
对没有捉完的乌龟，他又在附近搬来石头，将没有跑掉的乌龟放在用石头围成的小圆圈里，将捉到的乌龟放在牛背上驮回家。
梅丽雅是医生，她知道乌龟的营养成分不亚于甲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
梅丽雅见谭慎言抓回那么多乌龟，高兴地对儿子说：“可以为你爷爷增加一些营养了。”
谭慎言听到妈妈说乌龟可以为爷爷增加一些营养，兴奋地对妈说：“那里还有呢，我用石头把它们围起来了。”
谭启维连忙问：“还有多少？”
谭慎言说：“比我拿回来的还要多。”
谭启维连忙拿起一根扁担、两只小箩筐叫谭慎言带他去。他们走到水潭旁边，只见圈在石头圈里的乌龟大大小小还有几十只，父子两人一只一只地抓起来放到箩筐里，又折了一些树枝盖在箩筐上面挑回了家。
南方盖房因受地皮的限制，有时两家的雨水只能往一个地方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井气这天井有两大功能：一是用于采光；二是作为下雨天往外排水的下水道。因天井的底部和四周边沿都是用凿好的条石砌成的，谭启维将捉回来的所有乌龟放在天井里面，根本不用担心它们会跑。
乌龟的特点是寿命长，对生存环境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们每天宰杀两三只，用砂锅炖着吃。龟板是传统的名贵药材，他们将龟板收集起来，卖到供销社，换回油盐钱。
家里养的小牛长大以后，生产队将那头小牛分到了另一家饲养。谭晓薇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早晚放牛的活就落到了谭慎言的身上。放牛这活，谭慎言倒是很乐意干。因为放牛，给他们一家增加了工分，也因为放牛，他可以有时间看书，增长了知识。
每到冬天生产队要把老、弱、病、残的牛杀掉，怕它们过不了严冬。这年冬天，听说村子里要杀牛，出于好奇，谭慎言也去看热闹。当他看到牛被五花大绑后，倒在地上流眼泪，善良的孩子看到牛在流目艮汨，但想阻止大人们这种行为也是无能为力，只好站在远处对操刀的人大喊“杀牛贼！杀牛贼！”
谭慎言不敢骂那持刀杀牛的人。牛被宰杀时发出哞哞的叫声，他听到后很伤心。牛被宰杀后，他家也买回了一斤牛肉，吃饭时他妈妈挑了一大块放到他碗里，他却又放回了原处。
梅丽雅问：“你为什么不吃？”
“牛干了一辈子的活，最后还被人剥皮吃肉。杀牛时我看到牛被绑着倒在地上，它在流眼泪，好可怜。”谭慎言伤心地说。
从那次以后，谭慎言一辈子再也没有吃过牛肉。
人类没有发明计算器之前，算盘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计算工具。大到国家机关、银行、企事业单位，小到农村生产队及各家各户，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就是算盘。
当时农村文盲占的比例很大，如果一个人能认识一些字，又会打算盘，就会被大家认为是有文化的人。
谭启宏的母亲有一天主动找到梅丽雅说：“在咱们村只有德贵爷的算盘打得最好。让我们家的几个男孩跟德贵爷晚上学打珠算，你看怎么样？”
梅丽雅告诉谭启宏的母亲：“请你去跟德贵爷联系吧，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不好出面张罗。如果有人去学，我们家慎言就去。”
最后，有四个小孩去跟德贵爷学打珠盘。
梅丽雅给这四个小孩的家长说：“艺多不压身，学总比不学好。不过我们也不能让德贵爷白教，晚上到他家学打算盘劳神费力不说，点灯还要用他们家的煤油，我们每月合伙出钱给德贵爷家买四斤煤油，再给他老人家买一条“圆球牌”的香烟你们看可以吗？”
几位小孩的家长都同意。
德贵爷听说教几个小孩打算盘，给他买煤油还买香烟，倒是很乐意。
德贵爷的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在村子里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也是一位聪明的老人，村子里有好多大事情别人都要请他拿主意。他教小孩打算盘的方法也跟别人不一样，这几个小孩到他家学打算盘的第一个晚上，他不是急于教这几个小孩打算盘，而是教他们背诵与算盘有关的谜语，比如：“一宅分两院，两院子孙多，多的倒比少的少，少的倒比多的多”；“秦楚两国隔条冈，秦国没有楚国强，秦国英雄人五个，不及楚国人一双”。在几个小孩全部都背会并能默写出来后，再给他们讲这些谜语的意思，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接着下来的每天晚上，德贵爷就教他们背诵加法的口诀，等到孩子们把加法的口诀倒背如流的时候，再教他们如何在算盘上进行加法运算。由于孩子们口诀背得很熟，加上德贵爷教学时很得法，几个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加法运算。加法运算学会以后，又要他们循序渐进地背诵减法、乘法、除法的口诀，待口诀背会以后，再教他们进行各种方法的运算。
孩子们学完了加、减、乘、除的全部内容以后，德贵爷又有意教他们一些珠算游戏，比如“三朵梅”“凤凰比展翅”“狮子滚绣球”等，让他们在反复的练习中，提高计算技巧和计算速度。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大半年过去了。这天晚上德贵爷对他们几个学打珠算的孩子说：“你们学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要考考你们，看你们学得怎样。我给你们出一道珠算题，你们在纸上记好了。“一进十八洞，一洞十八家，一家十八个，个个纺棉纱，一人纺四两，共纺多少纱？”
待四个孩子将珠算题抄好后，德贵爷又问他们：“你们先说说这道题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计算？”其中一个男孩说用加法算，德贵爷说：“不对。”看到那个男孩说的不对，其余几位男孩再也不敢吭声了。
这时德贵爷点名谭慎言说：“慎言，你说用什么法来算？”
谭慎言很礼貌地用双手将算盘轻轻往桌子中间一推，站起来说：“德贵爷，这道题应该用乘法来算。”
德贵爷高兴地说：“慎言说得对，这道题应该用乘法来算。请大家准备好，我说开始，你们就算，看谁算得又快又准。”
不一会儿谭慎言说：“德贵爷，我算出来了。”
德贵爷用手势向谭慎言示意，叫他不要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其他几个也算出来了，德贵爷叫他们将算出来的数字各自抄在纸上，报出自己算出来的数字。他们报出的计算结果除一个人算错了以外，其余三人都是两万三千三百二十八两。
德贵爷说：“好，看来我这半年多的心血没有白费。折合多少斤呢？”
这四个孩子又噼里啪啦地算了一会儿，又是谭慎言最先站起来对德贵爷说：是一千四百五十八斤。”
德贵爷对他们几个说：“你们四人在用“两折斤”的计算中，只有慎言和启宏算对了，你们要向他们两个好好学习。”
德贵爷心地很善良，他心里很明白，这几位家长是从嘴里抠出来的钱来让孩子们学打算盘的，能学到这种程度，在农村就够用了。
德贵爷对他们四人说：“学打算盘全在自己用心，我只不过是个引路人。现在你们都上路了，只要爱学肯钻，你们自己还是可以再提高的。你们回去给你们家大人说，你们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学会了，以后就不要来了。你们要是有不会的地方可以来找我，我随时可以教你们。”半年多的珠算学习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候农村人对五一、十一、元旦等这些“洋节”不太时兴，但对春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十分看重，有的还利用这些传统节日进行一些祈福的活动。
农历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在七夕夜“乞巧”，故又叫七巧节。在七巧节那天晚上，江南一带有的地方的少女用七根丝线，七根绣花针，摆着香案，在月光下穿针。谁一下子穿上了线，就算乞到巧了，穿得越多越快，乞到的巧就越多，往后绣起花来手就更灵巧。有的地方在香案上摆一盆水，水里浸着水果，手里拿一面镜子，把月光从镜子折射到水盆里，水盆里的水果又映在镜子上，对准了也算乞到巧了。
七巧节过后就是中秋节。在中秋节那一天，村子里有个结婚几年尚未生育的妇女叫谭慎言今晚去帮她偷瓜。谭慎言不肯，后来那位妇女对他说:“我去给你妈说。”
谭慎言感到十分奇怪，他心里想：偷东西还这样大胆，还敢去找大人说？
原来这里有一个习俗。那时候农村人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妇女结婚后，如果两年还没有生小孩就被认为是有问题。但有问题也不愿意去医院看，只好在中秋节之夜，圆月升起之时，求子人家组织几个聪明伶俐、五官端正的男孩悄悄摸进邻居家菜园，偷摘冬瓜或南瓜。当然，最好是冬瓜，因为冬瓜长溜溜的，与人的形状更像。瓜偷到手，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小孩衣服套在瓜上，拿回家后用彩笔画出人脸，扮成小孩子，送到求子人家。抱瓜的男孩子走在前面，一直把瓜送到求子人家床底下，之后叫一声：“干娘，我把弟弟抱回来了！”锣鼓声中放炮，认下这个干儿子，端出月饼茶点，大家庆贺一番。村民们迷信这样做可以使不育的妇女怀孕。丢瓜的人家不但不会骂人和追究，反而会认为自家有福。若是求子妇女真的生了孩子，到小孩做满月时，就要多请丢瓜家的一个客到家里吃饭。
梅丽雅虽然从小在城里长大，却也知道当地农村有这个习俗，于是对谭慎言说：“你就去吧，给他们家偷一个又大又好的冬瓜回来。”
第二年，这家果然生下了个男孩。这家在给孩子做满月的那天，主人家也特地请了谭慎言和一起偷瓜的几个男孩到他家里吃饭。
这是谭慎言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以自己的名义请为座上宾，着实让谭慎言高兴了好一阵子。吃饭时，请客的主人家见谭慎言吃饭时拿筷子比那几个小孩拿得都高，这位女主人见到梅丽雅就说：“梅婶，你家慎言将来是一个吃远方饭的人。”
梅丽雅惊讶地问她：“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吃远方饭的人？”
那位妇女说：“他吃饭时，我看他拿筷子比那几个小孩都拿得高。”
谭慎言年龄虽小，但深知父母供他读书的不易，特别是姐姐的辍学，使他更明白了一家人生活的艰难，所以他学习十分用功。
从一上学开始，他就记住了爸爸教给他的一句话：读书读书，就是要读。光看是不行的，默读便于思索，朗读便于记忆。
晚上吃完晚饭，把作业做完后，他在煤油灯底下背诵老师布置的课文：
秋天里，真稀奇，
红了柿子黄了梨。
苹果圆圆香喷喷，
串串葡萄甜如蜜。
石榴模样最有趣，
咧开嘴巴笑嘻嘻。
背会了课文，他还要把第二天学习的课程温习一遍，有不懂的问题，老师讲课时就全神贯注地听讲。他渎书有一个特点，不把所学的东西学会不罢休，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白天没有搞懂的问题，他晚上睡觉还要琢磨，琢磨通了才睡，实在琢磨不通第二天就去问老师，直到彻底搞懂为止。
那时候为了省煤油钱，一家人吃完晚饭后都集中在堂屋里一一谭元亨不是借着微弱的灯光纺棉线，就是搓麻绳、打草鞋；梅丽雅不是在做布鞋，就是缝补衣服；谭晓薇也在煤油灯底下跟着母亲学着做女红；谭启维干完家务事，有时会给谭慎言辅导作业。总之，一家人为了生计，没有一个是在煤油灯下闲坐的。这微弱的煤油灯光，在他们家发挥着最大的效用。
谭慎言要读书做作业，所以靠煤油灯最近。有时因为在煤油灯前学习的时间长了，两个鼻孔都被那煤油烟熏成两个黑洞，用食指往鼻孔里一转，指尖上都是黑黑的油泥。
谭慎言不但学习用功，还是个喜欢思考的孩子，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有一天晚上他在煤油灯底下背课文:
稻堆脚儿摆得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近太阳吸锅烟。
课文背会了以后，他问谭启维：“爸爸，人怎么能到太阳里去吸烟呀？”
谭启维对他说：“那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谭慎言又问：“那什么叫“夸张”呀？”
这一问可把谭启维给问住了，如果按本来意思解释又怕他听不懂，用打比方的方法给他解释又怕给他造成误导，只好说：“你现在只要把课本里的字认识了，把课文背会就行了。至于什么叫“夸张”的写法，到你上初中时老师会给你讲的。”
转眼间，谭慎言上小学四年级了。有一天他放学回来，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没见过的中年人和一个小孩。谭启维让他叫那中年人“表姑公”，谭慎言随声叫了一声表姑公，父亲又指着那小孩子说：“这是你表叔，快叫。”
谭慎言很懂礼貌，但让他叫比他小的小孩“表叔”，感到很难堪，就没有吭声。
待那父子俩吃完饭走后，谭启维训斥他不懂礼貌。
谭慎言很奇怪地问他爸爸：“他比我小，怎么是我的表叔呀？”
谭启维告诉他：“你年龄比他大，但辈分小。他年龄小，但辈分比你高。俗话说“摇篮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子”。这有什么稀奇的呢？你不叫人家，还不让你表姑公说我们家没有家教！”
从这以后，谭慎言才懵懵懂懂地知道，对人称呼不但要看年龄，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辈分。
爱看书是谭慎言上小学后养成的好习惯。他放牛时，如果能找到其他的书就看，如果没有别的书看，他总要带上一本《新华字典》。放牛时，不论是到山坡还是湖滩，他都要带上一根很长的麻绳，将牛鞭杆插入土里，将接长了的牛绳套在牛鞭杆里打成一个活结，这样牛就可以转动着吃草，也不会跑远去吃庄稼，他自己则或坐或躺在草地里看书。
谭慎言不管学什么，过目不忘，记忆力比同龄的孩子都好。几年下来，他不但记住了《新华字典》里绝大多数的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字的意思还能说出准确的解释。有一次语文老师拿着《新华字典》现场进行测试，得到了验证，这在当地农村学校里成为一大奇闻。
在那粮食匮乏的年代，家里平时基本不做干米饭，过年过节时才吃得到干米饭。小孩子更谈不上有什么零食吃。有时家里做米饭，锅巴也要加水来熬粥，因为锅巴熬成的粥也是最金贵的口粮。谭慎言有时放学后到伙房，看到母亲在纟产锅巴，母亲常给他一小团锅巴，他觉得那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
小时候谭慎言每年都盼望着“种牛痘”。“种牛痘”时，赤脚医生用一根长针，将接受种牛痘小孩的手臂轻轻挑破，挤出一点血，在出血的位置点一滴牛痘疫苗，接种就算完成。种牛痘时要忍受一点痛，但可以吃到一个蒸鸡蛋。那时候农家鸡生的蛋家里都要拿去卖钱，平时，农家孩子是根本吃不上的。
转眼到了寒冷，刺骨的寒风吹遍了江南大地，晚上下起了大雪。下大雪，大人们可以不出工，在家里短暂地休息。不上学的小孩可以打雪仗、堆雪人玩，可上学的孩子还得照常上学。
人们说瑞雪兆丰年，但这场大雪并没有给谭慎言带来乐趣，反而平白无故地增添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