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意逆志” 与“知人论世”——孟子是如何引《诗》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城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为“孔孟”，被尊称为“亚圣”。孟子主张施仁政、行王道，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跟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向君主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但是，当时的君主追求的是实际利益，大国忙着兼并小国，小国则疲于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施行孟子所说的仁政了，更无暇顾及百姓的利益与幸福。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是之时，秦国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不合于君主的实际需要，因而处处碰壁。虽然每到一处，孟子都发挥自己好辩和善辩的特长，但君主们对其仁政思想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予以认同，更别说加以推行了。

　　孟子在游说的过程中意识到他的主张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那些君主虽然表面对他毕恭毕敬，但实际则是不屑一顾的。于是，孟子回归故里，退而讲学，与弟子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想以此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传于后世，便有了《孟子》一书。

　　《史记》记载，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作《孟子》七篇。今人通行的观点是《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及其门人共同编写的。《孟子》一书是了解孟子言行与思想的重要文献。

　　根据学者统计，《孟子》一书引用、论述《诗经》近40处。学者还对其进行了区分，如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一文中指出：《孟子》一书引《诗》、论《诗》共39次，其中，孟子本人引《诗》共30次，论《诗》4次。孟子引用《诗经》不仅次数多，而且有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 世”。

　　（一）“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说出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咸丘蒙是孟子的一个弟子。他听人说品德高尚的人，君主不可以以他为臣子，父亲也能不以他为儿子。对于这句话，他认为与《诗经》存在矛盾：“舜不以尧为臣子（尧禅位于舜后，舜并没有马上即天子位，而是等尧过世后才即位，并且率领天下诸侯为尧守丧三年），我已经听您说过了。《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舜成为天子后，瞽瞍就不是他的臣子了吗？”咸丘蒙的意思是说，舜成为天子之后，作为他父亲的瞽瞍也就不再是他的臣子，这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矛盾的。

　　孟子回答咸丘蒙说：“你所说的诗句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并进行了详细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是“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最后，由此得出说诗不可“以文害辞”、不可“以辞害志”，而是应该“以意逆志”的结论。

　　文、辞、意、志有多种解释。如赵岐认为：“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朱熹认为：“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此外，关于“意”又有“作者之意”和“读者之意”的争论。从《孟子》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来看，朱熹的解释最为合理，“意”主要指“读者之意”。所谓的“以意逆志”就是以读者之意来寻求作者之志，即理解《诗经》要从读诗人的角度出发，要从诗篇的整体意思出发，不可以拘泥于原有诗句的字、词、句。

　　我们来看一下咸丘蒙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首诗。这两句诗出自《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山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毛诗序》说：“《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认为这首诗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大夫由于长年累月在外役使，以至于没能照顾家中父母。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北山》，刺大夫役使不均也。”“然此诗则实士者之作无疑。前三章皆言一己独劳之故，尚属臣子分所应为，故不敢怨。末乃劳逸对举，两两相形，一直到底，不言怨而怨自深矣。此诗人善于立言处，故不徒以无数或字见局阵之奇也。”方玉润认为《北山》讽刺的对象是“大夫”，而不是周幽王。虽然他们认为讽刺的对象不一样，但都指出了诗篇讽刺的事件是“役使不均”，即分工不合理，有的人整日劳役，而有的人则整日饮酒作乐。

　　我们从全诗的立意可以看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是，作者认为自己作为臣子是有义务参与劳役的，并不是强调所有人都是君王的臣子。孟子认为咸丘蒙的理解仅仅从字词出发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没有领会诗篇的主旨。从这一点来说，孟子的说诗态度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以意逆志”也成为后来人说诗、读诗的重要方式，直至今天，仍然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

　　以下举例来分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引《诗》方 法。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正在观看鸿雁和麋鹿等珍禽异兽。他问孟子说：“贤人也会以此为乐吗？”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此为乐。不贤的人即使有这些珍禽异兽，也不会感到快乐。”这句话是孟子回答的中心，随后孟子引用《诗经·大雅·灵台》中的诗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孟子认为周文王虽然使用民力，但是百姓不但不怨恨他，反而对他加以赞美，并以文王之乐为乐。这是因为周文王能够关心百姓，所以百姓愿意以文王之乐为乐，而文王也就能够享受其欢乐。孟子引此诗篇是为了说明君王应该施行仁政，关心百姓，这样百姓才能与君王同 乐。

　　《诗经·大雅·灵台》全诗如下：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这首诗描绘了百姓为周文王建造灵台的热闹景象，以及周文王在灵台、灵沼等地，鸟兽昆虫也来归附他，赞美了周文王的美好品德。正由于周文王的美好品德，百姓才来归附。其中并没有直接说周文王与民同乐。而孟子为了说服梁惠王爱护百姓，做到与民同乐，将诗篇在品德赞美的基础上延伸了一步，使其诗意符合自己的需要。这就是典型的“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

　　《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梁惠王以自己“好货”和“好色”予以推脱。“好货”指贪恋财物，“好色”指贪恋女色。孟子认为君王只要与百姓心相一致，心里时时想着百姓的利益，做到与民同乐，那么即使“好货”与“好色”也不妨碍施行仁政，反而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孟子两次引用《诗经》，一次引自《诗经·大雅·公刘》，一次引自《诗经·大雅·绵》。

　　《诗经·大雅·公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庶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这首诗通篇赞美公刘厚待百姓。公刘是后稷的曾孙，他曾率领百姓迁豳地，恢复了后稷所从事的农业，百姓逐渐富裕起来。孟子所引是该诗的第一章，该章描绘了公刘广积粮食和武器，带领百姓向豳地进发的场面。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这里并没有说公刘是贪恋财物的。从全篇来看，该诗是赞美公刘厚待百姓，施行的是孟子所倡导的与民同乐的“仁政”。所以，孟子用来证明：只要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即使是“好货”也无不可。这也是典型的“以意逆志”的引《诗》方式，即不拘泥于个别的字义和词义，而是从整首诗的主旨出发来加以引用。《诗经·大雅·绵》的引用也是这样的情况。从这两处可以看出，只要《诗经》的诗篇在主旨上符合孟子所要说明的道理，孟子就会加以引用。

　　孟子“以意逆志”的引用《诗经》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每次在引用《诗经》之前，孟子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整部《孟子》的核心就是“仁政”与“王道”。换句话说，《诗经》是证明“仁政”和“王道”等儒家思想的材料，《诗经》的政治功能由此更为突出。

　　（二）“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从交友的角度引出了“知人论世”的读诗方法，要了解一个人就要去读他的诗，也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虽然这里并不是直接论述如何阅读《诗经》，但是学界普遍认为“知人论世”说是对“以意逆志”说的补充。如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提到时说：“作为‘以意逆志’的补充，孟子又提出‘知人论世’说。”简单而言，“知人论世”说指的是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就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

　　具体到阅读《诗经》，就是阅读每一首诗歌，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之上，而是要了解作诗之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诗篇的真正意思，而不至于穿凿附会。因此，“知人论世”说的确是“以意逆志”的补充，即在以读者之意推求作者之意时也不能全从作者之意随意揣测，而是应该联系作诗之人所处的时代。基于这样的方法，孟子将《诗经》看成了一部史书，常常通过引用《诗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来劝说君王施行仁政。也就是说，“知人论世”说强调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阅读《诗经》。这样就将《诗经》带上了史学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说，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引《诗》方法，是将《诗经》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结合具体例子来看，孟子有将《诗经》当作历史文献来看待的倾向。与孔子的“《诗》教”相比，“以意逆志”说与“知人论世”说更多地强调读《诗》、用《诗》的方法，而不关注《诗经》本身的特点与功能。孟子将儒家所推行的仁政、王道等义理融入引用《诗经》的过程中，使得《诗经》所承载的儒学思想更为突出。